香港受制中央 新加坡模式走不通
2020年7月31日

撰文:韓飛 時事評論員

中央在迅雷不及掩耳,為香港帶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港區國安法》);自5月開始,至今天踏入8月,在短短不足三個月間,在毫無先兆、遑論公開諮詢下,香港人便眼巴巴看着這一條影響深遠的法例,就此通過且已落實執行,全無置喙餘地。未來的日子,香港人可以選擇的,或許就是如何在《港區國安法》下,在這「新香港」中適應「新常態」。

香港的「新常態」會是怎樣?不少人都相信會像新加坡那樣,市民大可每隔數年投投票、表達一下對政府管治的意見,其餘的大概一律免問,更不能越過雷池半步動搖政府的管治地位。

事實上,香港過去的特首以至內地領導人對於新加坡的管治方式一直趨之若鶩,根據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所說,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出任國家副主席時,曾跟他說過中國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要比從美國學來的多」;而早在1996年兩國已簽訂了中國高級官員到當地考察訪問的計劃;6年後、即2002年兩國亦就培訓高級公務員達成協議。

中國推崇新加坡的管治,背後原因不難理解;力拒西方政治制度、堅持「亞洲價值觀」的新加坡,在一黨長期執政下,不單經濟成績不俗,而且在社會廉潔、治安以至民生事務等各方面,也做得井井有條;新加坡既是一個城市國家,與香港一樣背靠着偌大的內陸腹地,讓新加坡的管治模式複製到香港,於中央而言是香港「一國兩制」可行出路。

新加坡官員須面對市民

可是,撇開香港人是否接受新加坡那一套不說,香港政府真的有能力、有條件用新加坡那一套來管好香港嗎?香港與新加坡兩地最顯而易見的分別,是香港特區政府之上有中國政府,而新加坡政府則毋需夾在中央與當地人民中間、面對兩者的角力。如此一來,新加坡政府在作出任何決定前,考慮便簡單得多,更毋需面對那些親中央的人物,在管治以至任何事務上指手畫腳。

新加坡雖然以華人為主,不少人是中國移民或移民後裔,懂得漢語以至中國傳統文化,但新加坡跟香港同樣受過英國殖民統治,在獨立後也不排拒,甚至接受部分西方文化,致新加坡與中國在思維以至工作模式上有頗大的差別。一如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精英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多年來潛移默化下,其工作方式「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規制,⋯⋯已成為中式規制的一個變種」,在詳細制定規則後願意遵從,與中式在規則制定後隨時可變,截然不同。

撇開中央這因素不論,新加坡政府官員也並非光坐在辦公室裏、躲在水馬陣內來執政。新加坡自1965年以來雖然一直由人民行動黨掌權,其選舉制度也有利執政黨繼續連任,但新加坡政府主要官員都必須走進社區,面對市民,免得在選舉時得票太低影響日後的管治。看7月上旬的大選,「第四代領袖」、現任總理李顯龍接班人王瑞杰須空降風險選區以考驗實力,與香港特首在選舉前才抽一點時間「落區」接觸市民、其餘日子都在冷氣間離地管治,有着根本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