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所迷信的真實，雖然已經足以讓她下定決心，匆忙地離開上海去了香港，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她的筆下，人性中的美和勇氣，只是這種美，總是存在於無權無勢的普通人身上，一旦對前途和利益有野心和企圖，在那樣的環境下，人性的善和尊嚴會變成「上進」的阻礙。

撰文：閭丘露薇

此刻的香港，瞬間的大雨，瞬間的陽光，陰晴不定，讓人有種莫名的束手無策。

每每有了這種心情，應對的方法，就是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挑一本曾經看過的書。時移世易，同一本書，不同的心情，會讀出更多的味道。此刻重新讀起的，是張愛玲的《赤地之戀》。

不少人覺得，這是張愛玲的失敗之作，但是對我來說，和《秧歌》一樣，這本書讓我如釋重負，因為自己一向喜愛的作家，並沒有因為時代的改變，為了生存也好，利益也好，選擇委曲求全，選擇改變自己，她選擇出走，然後用自己的筆，繼續為讀者重現她看到的真實世界。

「我確是愛好真實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實的經驗永遠是意味深長的，而且永遠是新鮮的，永不會成為濫調⋯⋯《赤地之戀》所寫的是真人真事⋯⋯我只希望讀者看這本書的時候，能夠多少嗅到一點真實的生活氣息。」──張愛玲《赤地之戀》自序

她做到了。從字裏行間，我感受到那些剛剛走出大學校園的年輕人，從城市來到西北農村，希望幫助農民透過土地改革，過上更好生活的那種理想和熱情，還有滿腔正義；也感受到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產生的困惑，當他們看到無辜者，被押上刑場，家破人亡；更能夠感受到他們如何為了自保，放棄了質疑，加入到這場要從肉體和精神上摧毀階級敵人的運動中，最終自己的手上，沾染了無辜者的鮮血。

但是當身邊的人都這樣的時候，一切變得如此正常。那些死去的人，就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無聲無息，無名無姓。所幸，張愛玲讓筆下的男主角還存有一絲反省的能力，讓他發現，原來所有的革命理論，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都是空言。

「『聽說現在報館裏的人根本沒有什麼事可做，』他想：『一切新聞都由新華社供給，用不着出去采訪。編輯拿到了新華社的稿子就照樣發下去，一個字也不能改，連標題都是現成的。』

然而這廣廳裏依舊空氣很緊張，無數的寫字台上時時有電話鈴響着，工作人員輕捷地跑來跑去。抑低了聲音談話，充分表現出『黨報』的森嚴氣象。」

這是書中描寫男主角為了和女主角在一個城市，終於爭取來到上海工作，來到「解放日報」報到的場景。這不禁讓人會心一笑，彷彿正在讀的不是過去，而是眼前。而這樣的一個開場，預示着另一場政治運動的開始。這場從農村轉向城市，針對黨政機關中的中層幹部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運動，讓身處其中的男主角，從鬥爭別人的人，變成了那個被鬥爭的無辜者。

但他是幸運的，因為他遇到了足夠愛他的人，於是，他活了下來。張愛玲是仁慈的，即便在那個因為一次次思想改造運動，而導致相互揭發成風，人性涼薄的時代，依然有着忠誠和愛情，以及因為愛和信念而生出的勇氣，讓大家在那個恐懼無處不在的時代，看到了光和溫暖。只是我會忍不住想，也許是因為那還不是最壞的年代。

人性的善成「上進」阻礙

張愛玲所迷信的真實，雖然已經足以讓她下定決心，匆忙地離開上海去了香港，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她的筆下，人性中的美和勇氣，只是這種美，總是存在於無權無勢的普通人身上，一旦對前途和利益有野心和企圖，在那樣的環境下，人性的善和尊嚴會變成「上進」的阻礙。

但是和農村的鎮反運動相比，三反以及針對私營企業家的五反運動使用的官方暴力程度要小很多，只是透過小組坦白和公審，造成心理壓力以及人和人之間的不信任。想像一下之後的文化大革命，當政治運動已經不再是針對某個階層，而是需要人人過關，鎮反時期的官方暴力普遍化的時候，書中所有的角色，想必人人自危。而我會懷疑，張愛玲是不是還能夠用這種淡淡的筆觸，去從容地書寫那種真實。如果讀過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作品，那種直截了當的痛，那種對人性毫不留情的摧殘，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民眾，又有誰會預見得到。

——節錄自8月《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