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單憑國安法 難拉攏民心
202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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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研究香港多年,曾出版《四代香港人》、《唔該,理單》等書,文章散見於不同報刊。(資料圖片)

去年2月,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正奮筆疾書,打算探討「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與問題,怎料反修例風暴驟至,他察覺社會氛圍己變,將近乎完成的書稿收起。

經歷過整年社會運動,以及其後疫情肆虐、《港區國安法》實施,他發現香港始終需要面對「一國兩制」,於是「不識時務」地重新動筆完成《尷尬》一書,以學者眼光,冷靜道出香港回歸23年以來,各方並未說清楚的十大尷尬議題。近年甚少接受訪問的呂教授,應本刊邀請筆談新書及香港時局。

問:本刊記者 答:呂大樂

問:早前有中央官員表示,《港區國安法》落實有助香港穩定,繼而解決社會上的深層次矛盾,對此你感到樂觀嗎?如今當權者仍將深層次矛盾歸納為經濟、民生問題,是否突顯他們依然不願處理及回應較「尷尬」的政治問題?

答:政治總離不開兩端:在這一邊是暴力、鎮壓,很粗暴的,以增加反抗者所要承擔的風險、成本來阻止他們有所行動;另一邊是花言巧語、收買人心,以意識形態、論述來爭取民眾支持。在一般的情況下,是兩者的混合,愈能夠取得市民積極支持的政府,辦起事來事半功倍。以目前香港的狀態而論,恐怕是分歧很大,民意兩極對立,而特區政府沒有軟的力量,連親北京的、親建制的民眾也對它很有意見。

現在實施《港區國安法》,是硬手段,可穩住局面(因為反抗者要冒着高風險來繼續行動),但不能一直單憑如此硬的手段,令社會政治氣氛變得較為穩定,從而以為這便足以令人心慢慢轉向,將來會積極支持政府施政。

說到這裏,我當然明白某些人的想法,將「新加坡模式」套用到香港,不就可以了嗎?這個話題說來長篇,在此我只想指出兩點。一是香港人習慣自由選擇,他們或者覺得新加坡政府所提供的住房條件很好,但一般都不會喜歡政府政策所附帶的很多安排。

要真的作出選擇時,他們是否會擁抱「新加坡模式」,又是另一個問題。二是特區政府領導層能說服香港巿民,他們是以績效為基礎的領導班子嗎?是否真的有能力已屬次要,更重要的是能否給人那種印象。今天,特區政府在群眾心目中既無信心,亦無信任,要重新建立一定的威望,這本身已是艱巨的任務。要在市民之中發展出一種積極支持的力量,談何容易。

穩住局面之後,所謂回歸民生議題,並順着這樣踏實的工作而取回市民的支持,這恐怕是想得太過簡單,甚至是一種近乎幼稚的想法。由工商界、愛國建制、到特區政府,對民生議題的理解太表面;嚴格來說,他們還未知道,究竟將香港放入國家的大局之後,應該問些什麼問題?做些什麼工作?

坦白說,我們長期以來都不怎樣重視身邊的「鄰居」,從不了解它們有何強項,有何弱點。每次談到區域融合,就是重複中央的政策,講互補,講合作,不過內容空洞,兼且甚少跟進。老老實實,香港是一個城市,發展要借助外力,必須知道如何利用周邊的資源。進一步操作時,必須留意兩大點:一是內地的規模效應,管理不善(如內地來港旅遊),必弄巧反拙;二是因兩制而產生的不一致性、不協調,過去一直以為區域融合本身便能製造創業、就業、社會流動機會,其實這一寄望長期落空。

怎樣打破現時香港那個侷促的格局,需要很多新思維。不要忘記,這裏所講只是眾多民生議題的其中一方面而已,我們在很多於認識上的議題,還未有做好功課呢!何來面對和處理社會矛盾的新思維和新策略?如果以為民生議題是只要肯做便會做得好,那真的有點天真!北京有沒有更好的想法?我不知道。我沒有期望--也不想見到--他們微觀管理。

北京重提深層次矛盾,是否等於他們仍想迴避香港政治發展的議題?我可以想像,他們一定不急於處理民主化步伐的問題。如果他們有興趣探討如何創造條件去談這個問題,已經很進取。他們的首要要求,必須是一個可控的局面。過去他們一直在想如何減低反對派的不可控程度。

這可能是問錯了問題。他們的重點應該是認真想想如何重新整理自己的班底--要有思考能力的、能走進群眾的、能逐步提高執政能力的班底。這方面的條件一天未成熟,他們又會將問題想像為一些人別有用心,想破壞特區管治。如是者,陷於一個空轉的循環,不利於搞好香港特區管治。不合格的建制派

問:書中提及其中一個「尷尬」是,當權者無法駕馭一個非完全民主化的政體,而建制派表現不合格亦是問題關鍵所在。若建制派取得絕大多數立法會議席,並有能力通過所有議案,你預料他們能否以執政思維協助訂立長遠政策,並找出實踐「一國兩制」的最大空間?

答:到目前為止,建制的兩翼(工商界和愛國陣營)的表現都不合格。他們惰性很強,而北京似乎也不太介意他們懶惰下去。他們總結過去不太成功的經驗時,總愛將問題推到別人或某些負面因素之上。舉例:要爭取民意支持,問題就推到「人心未回歸」,又或者「殖民餘毒」,再或者「通識教壞人」之類。很少聽到建制派說「我們做得不好」、「我們做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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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尷尬》指政治困局不單出自反對派,建制派也未做好應有角色。(法新社圖片)

論意識形態工作,今天左派的表現,恐怕較諸「四人幫」倒台前的形勢,連十份一(我甚至覺得是5%)的效果也不如。統戰工作的團結面不夠廣,也沒有深度,開拓不了新的群眾基礎。以前的左派不單只在草根基層長期工作,在文化界也很有地位,能辦有高水準的文化、思想活動。若說圍爐取暖,其實現在的建制一樣有這個問題。

他們距離發展出一套執政思維,依然很遙遠。嚴格來說,他們連找個可以站得穩的位置,似乎都有困難。政治上他們需要「補課」,趕上形勢,找到一個角色。到目前為止,我不覺得他們有足夠的自信,也不覺得他們已準備以新的身份和角色來投入新的政治環境,擔當更吃重的戲份。

問:近年來,不少人對香港持之以恒的種種制度及價值失去信心,例如法治、私隱保障、官員問責制度。官民失信下,港府推行新政策舉步維艱。你認為政府如何才能重拾市民信任?

答︰我明白,對政府領導們來說,提高論述能力是一種「傾佛偈」(即不切實際)的建議。他們會覺得自己都是很踏實的人,做實事,不尚空談,一定可以通過改善民生來贏取大眾的認同與支持。在過去幾屆特區政府,我們一次又一次聽到這類辯解。

但所謂的民生議題,不完全是一些即時見效的恩惠。絕大部分民生議題需要有一個願景來支持,因為有很多政策(無論是經濟轉型、就業、教育,還是房屋)都需要市民耐心等候,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夠感受到成效。在此以前,政府憑什麼可以保證市民有這種耐性?在這個問題上,信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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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示威者以白紙表達《港區國安法》帶來的白色恐怖。(彭博圖片)

可是,現屆特區政府的問題是一般市民都對它沒有信任。缺乏信任和耐性下,政府無論表現好壞,都無法把政績累積起來。每有一次突發事件便前功盡廢,聲望、權威通通打回原形。更嚴重的是,當信任、權威跌至某一個水平後,便難翻身。特區每一屆政府都有這個問題。

現屆政府恐怕基本上已成定局,繼續「投資」,亦不會有令人滿意的回報。但下一屆必須及早提高其論述能力,把社會議論納入它能回應的範圍之內。政府領導要有能力去界定整個社會所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所以,提出願景很重要,因它界定什麼是要優先處理的問題?哪些問題不在議程之上?),要找到或製造新的贏家,要知道自己在爭取哪一個階層或界別的支持。

有時候,要懂得務虛。

——節錄自9月《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