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年輕人:香港暴露資本主義局限
2020年9月30日

28年前,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斷言,人類歷史已「進化」至終極階段,民主政體與資本主義證實為最佳模式。怎料一場世紀疫症,揭露西方世界累積多年的社會矛盾,主張資源再分配的社會主義,正在逆襲資本主義陣營老大哥—美國,引來華爾街警惕。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曾經,社會主義是美國選舉的票房毒藥。現年79歲的桑德斯從政近半世紀,風雨不改堅持左翼立場,多年來卻猶如政壇「邊緣人」,屢次參選州長均告失敗。

有誰想過,今年民主黨內的總統初選,桑德斯一改頹勢,支持率力壓其他候選人,曾經有望代表參選。他口中的社會主義經廣泛報道,更植根不少美國人心中,得到大批年輕人認同〔圖一〕

桑德斯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更接近北歐模式,有別於蘇聯式極權共產主義。近年他的主張有不少回響,眾議員科爾特斯(AOC)、資深議員沃倫也紛紛提出相關政綱,透過提高富人及企業稅,負擔起全民醫保、免費大學教育、綠色新政等開支。今年參加總統初選的華裔商人楊安澤,更提出全民基本收入,建議人人派錢!

這批政壇新星的冒起絕非偶然。早於2011年,數以萬計年輕示威者佔領華爾街,控訴社會不平等與大公司的貪婪。2019年美國民調公司YouGov發現,高達七成千禧世代傾向選擇社會主義總統候選人;同年哈里斯民調訪問38歲以下成年人,有一半人「更願意在社會主義國家生活」。

《經濟學人》便曾討論歐美年輕人愈來愈「左傾」的現象,形容為「千禧世代社會主義」(millennial socialism)。

舊夢不須記

主修經濟及歷史、即將大學畢業的美國人William,是其中一位社會主義支持者。他接受本刊越洋電話訪問時坦言:「我不認為美國青年再相信美國夢了。」他口中的「美國夢」,出自1931年歷史學家亞當斯的著作《美國史詩》,意思是單憑自己努力,能夠爭取向上流動,憧憬未來日子會更佳。

William的祖父正是經典案例。他形容祖父在美國出生時為「赤貧(dirt poor)」,後來依靠讀書成功翻身,加入美國太空總署的「噴氣推進實驗室」,任職工程師並有機會參與太空計劃,儲錢置業做中產,「這是上一輩從未夢想過的生活。現時我覺得仍有人做到,但機會很小。」

他慨嘆自八十年代開始,美國中產家庭數目不斷下跌,收入及財富實質增長甚微,上流階層卻花錢讓下一代「考進」知名大學,「這樣並不平等」。

去年美國揭發出大學招生醜聞,多位富豪家長涉嫌以賄賂手段,協助子女進入常春藤盟校,其中一位不會踢足球的女生,居然以明星球員身份成為耶魯大學學生。

有見「Black Lives Matter」示威持續不息,他亦希望社會主義消除少數族裔的不平等待遇,更容易獲得醫療及教育等公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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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父親是華裔美國人,母親是香港人,年 幼時曾暫居香港。(受訪者提供)

今日香港 明日美國

今日香港的困境,更加促使他支持社會主義。去年6月,他剛好前往香港一間金融公司實習,不但親身體驗過「催淚之城」,更驚覺香港流弊叢生,不少社會問題與美國相似,例如勞工階層缺乏機會,居住、教育支出高昂。

「保守派覺得有自由市場,所有人都會做得更好。你看看香港,稅率比美國更低,但貧富懸殊非常嚴重。」已故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經常稱讚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William卻看到另一面:大批港人負擔不起私樓,加薪追不上樓價升幅;相比富裕家庭,窮人子女難升讀非資助大學,甚或出國留學,而且部分傳統名校收取高昂學費,限制草根階層報讀的機會。

「低稅的確有助吸引生意,但同時失去幫助窮人的手段。」他表示,若要了解資本主義的局限,香港是最佳實例。「如自由市場理論有用,香港不會落到現在這境地」。

他補充:「我希望香港有更多民主的一個原因,正是迫使政府回應問題,而非由功能組別及1200人特首選委會主導的精英利益。」

巨企的詛咒

經歷今年疫情,美國猶如進入平行時空,正當近百萬人領取失業援助金,多間企業巨賈的資產卻連創新高,「股市不停升,中產並沒有感到受益」。根據高盛研究,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50%美股;而底層的50%,只擁有不足1%。

William認為,美國貧富不均日益嚴峻,歸根究柢有兩大原因。

第一是自動化。隨着機械人、AI改變職場生態,部分職位消失。「有些行業過去幾十年都是中產的職業,將來可能不存在。」他認為卡車司機正是一例,「他們原本不需要大學畢業,失業後沒有其他技能,難尋找一份與之前工資相約的工作。」

本來,職業因時代變遷而有所增減是正常不過,但William批評政府沒有提供資源,重新訓練這批失去謀生技能的人,以便在科技年代生存,「當年二次大戰後,政府曾出錢讓老兵讀大學,再次投入工作並成為中產」。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曾經指出,於這股數碼浪潮,將有數百萬位美國勞工完全失去學習中級技能的機會,奉勸大企業盡快培養員工的科技技能。

第二是大幅減稅政策。自八十年代開始,美國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主張放任市場、縮短公共開支,減低所得稅及企業利得稅。1960年,最有錢的400位美國富人平均稅率接近六成,至2018年大幅減至兩成,居然比勞動階層更低〔圖三〕,屬百年來首見(註1)

「減稅意味政府容許有錢人保留更多錢,給予中下層的資源卻更少了。」身處winner takes all的年代,William眼見美國企業日漸變大,雖然巨企的確創造出新科技,但背後付出沉重代價,例如市場壟斷、員工受剝削、避稅嚴重,「當巨企不停收購小型初創,誰能成為下一個革新者?」

若然部分公司獨大,他憂慮員工更難保障自己的權益,「如果只有一間公司提供這些職位,你唯有替他們工作,就算人工低,都沒有其他選擇」。

William總結,社會主義得以在美國興起,正是因為「大家見不到機會。」他寄望下一屆政府重點改革稅制,投放更多資源於全民醫保及教育上,重建昔日人人均有平等機會的「美國夢」。

——節錄自《信報財經月刊》10月號《FAAG泡沫危機》

註1伊曼紐爾.賽斯、加柏列.祖克曼:《不公不義的勝利》,八旗文化(台灣,2020),頁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