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落後經改 中國大而不強
2020年10月7日

撰文:莊梓 時事評論員

今年十一,是中共建國71周年,「如無意外」,尚有29年就到百年大慶。明年七一,是中共建黨一百年,習近平經常說的兩個一百,在明年就會先完成第一個「一百」目標,邁向另一個「一百」。

放下情緒和偏見,中共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大陸的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困擾中國人幾千年的三農問題基本解決,農民不用再向官府繳納苛捐雜稅,幾億農民擺脫土地束縛流入城市「變身」成工人或其他勞動階層,中國社會由小農經濟逐步走向城鎮化、現代化,這些成就,都是劃時代大事,應該載入歷史,標誌着中華民族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

然而,同樣是不能否認的,是中國在制度建設、社會建設方面仍然沒有什麼突破,人民的自由、基本權利、民主選舉、法治、廉政、公平、政府問責、施政透明等領域,仍然嚴重墮後,與經濟發展的成績完全無法相提並論。

中共過去分析中國社會落後的特點,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1949年之後生產關係改變了,但生產力卻沒有跟上。現在中共治下神州的主要矛盾,則是先進的生產力和落後的管治體制,人民和政府、社會組織和政府、企業和政府、宗教團體和政府,不同群體之間跟政府的關係都留下了很多容易產生社會不公、社會矛盾的衝突點,任何一個衝突點出事,都可能觸發一場危機。

政府權力無遠弗屆

一黨專政的體制,令所有社會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間的活動空間非常狹窄,令中國無法生出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社會上所有大事小事都由政府統管,政府權力無遠弗屆,大至國家政策小至街道管理,都得由黨指揮──大陸人經常有句口頭禪:這事沒人管,潛台詞是人民的事政府一定要管!民間自治、社會互助、專業自主等公民社會的概念和實踐,在大陸是沒有生存空間的。

自由派學者曾經以為,隨着市場化經濟發展、人民可以對自己的財產和生活有更大自主權,他們對自由、人權和民主的追求必會隨之而來,中共的管治方式將會受到重大衝擊,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方式也必隨之而改變,走向較寬鬆、較開放的社會模式。

懷着這種良好願望的人應該非常失望,事實是1989年六四之後,大陸的體制改革只在經濟、金融等物質層次,形而上的自由民主等都毫無寸進。

政治改革,曾經是改革開放初期一個熱點,由總設計師鄧小平一力推動;當年的背景,是大陸經歷文革之後,人民群眾親身體驗了無法無天的慘痛經歷,連中共的領導人也無法幸免,大陸社會由是出現了一股強烈的政治變革訴求,而當時的政改,主要是行政體制改革,目的是令政府管治變得更系統化、有規可循(大陸式法治)、人民基本權利得到保障,主線是去政治化、令管治體制走向理性化、合理化,但前提仍然離不開中共的一黨體制。

說得清楚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政治改革,並不涉及政治分權、民主選舉,其實相當溫和,但結果來了一場六四風波,政治改革從此束之高閣,30多年來再沒有邁出一步!

有人認為,國內自由派和境外勢力寄望的政治改革,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無法落地生根,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按國情探索出一個新模式;於是乎,近幾年一批親北京的學者提出了中國模式,以此顯示中國的發展道路有別於西方。

中國模式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有顯而易見的漏洞,北京官方近期都不再提及。大陸改革開放的主要成就在經濟領域,其所以成功,是因為大陸完全投入由美歐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體系,包括世貿組織(WTO)、國基會(IMF)、世界銀行等等,大陸充分利用這些國際組織的「紅利」拓展經濟實力,結果成功打出一片天。這些成就,都是借助美歐西方世界建立的體系而來,其中並沒有什麼中國元素,也造不出一個中國模式。

真正的中國模式只在毛澤東年代出現過,當時的路線是自力更生、社會主義計劃生產、割資本主義尾巴、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在幾乎所有領域,中國和西方陣營都是兩個世界、兩種體制。然而這種毛澤東式的「中國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後已遭中共放棄,改為全面擁抱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

令美歐西方國家意外的是,中國融入西式資本主義,經濟上如魚得水,令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政治體制和思想價值上卻仍然可以和西方分隔,西方國家尤其美國盤算的和平演變路徑,在大陸完全行不通。換句話說,西方國家給了中共好處,但中共卻沒有朝西方的價值觀改造大陸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到最後美國終於出手,特朗普政府公開宣示,把中國視為西方世界的主要威脅。

毫無疑問,中國崛起是世界大事,是主導未來全球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客觀效果,必然會挑戰當今世界覇權美國的獨尊地位。

——節錄自《信報財經月刊》10月號《FAAG泡沫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