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八天的國慶黃金周逾六億人次出行，虽然青岛出现局部疫情，但就全国整体而言，沒有發生大規模爆發，再一次證明新冠疫情在中國内地得到有效控制，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個走出疫情陰影的大國。
今年一月疫情爆發，五個月後國務院發佈《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表明疫情已經得到基本控制；九月召開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宣佈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之後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一篇署名文章表示：中國「創造了人類同疾病鬥爭史上的奇跡。」
五個月時間內將這場突如其來的特大疫情實現基本控制，當疫情在全球呈扩大蔓延之勢時，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的中國轉入「常態化防控」，如此成效得益於中國獨特的國體、政體，但這種模式世界大多數國家難以复制和仿效。除去政治因素以及歷史、文化的原因，中國人的國民性为「非常時期」實施「非常手段」提供可能。
2003年非典（SARS）、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今次新冠疫情，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遭遇的三次重大災難，從規模和程度上看，本次較之前兩次嚴重、複雜許多。
將這次疫情官方和民間的反應與前兩次對照，可以看到中國在新世紀二十年來的變化，並可依次判斷這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國度未來發展方向的轨迹。
「一把手」被撤職
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免職；此次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蔣方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被「調整」。在中國地方黨政架構中，省委、市委書記被稱為「一把手」，省長、市長是「二把手」。過去追究重大事件失職者，省長、市長等行政官員占多數。當然，中共在這次抗疫過程中的姿態也十分搶眼。
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成為抗疫的指揮中樞，各項措施通過460萬個中共基層組織（工廠、學校、社區的黨委或黨支部）傳遞到全國65萬個城鄉社區。「哪里有困難哪里就有黨旗高高飄揚，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黨徽熠熠發光。」許多社區入口豎起中共黨旗，部分消毒防疫用品通過中共基層組織發放。
這與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電視鏡頭前與軍方將領電話交涉時的動情；數百萬民間志願者自發從全國各地趕往災區形成明顯對照。
九省通衢的武漢封城，南北縱向大動脈京廣鐵路、長江黃金水道在武漢停擺；全國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控制疫情動用的手段前所未有。
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得到控制後，舉行「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會上稱：「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奪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階段性重大勝利」；習近平在今年九月八日舉行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宣佈：「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重大戰略成果」。2008年汶川地震後的「全國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是在那次大地震發生後的第七個月召開，規模和聲勢遠不如今次。
胡錦濤在2003年的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承認，通過抗擊非典認識到「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滯後，公共衛生體系存在缺陷；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不健全，處理和管理危機能力不強；一些地方和部門缺乏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和能力」。
這次表彰大會強調抗疫收穫的啟示是 「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顯著優勢 」；以及1949年以來積累的 「堅實國力」。
在表彰大會召開前的6月2日，習近平与醫學專家學者座談时表示： 「要把增強早期監測預警能力作為健全公共衛生體系當務之急，完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系統，改進不明原因疾病和異常健康事件監測機制。」
十七年過去，公共衛生體系仍然 「重病在身」。
「家國情懷」
習近平在抗擊疫情表彰大會上表示： 「中國人歷來抱有家國情懷，崇尚天下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強調和衷共濟、風雨同舟，宣導守望相助、尊老愛幼，講求自由和自律統一、權利和責任統一。 」
今年一月底，三十一個省市進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交通停擺、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城市以社區，農村以村莊為單位隔離封閉；全民戴口罩，武漢要求居民實行居家隔離……
有學者認為： 「危機是群體性的，但群體性危機是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的選擇結果。」這句話也可以換個角度說： 「中國的隔離是全民性的，也是每一個人選擇的結果。全民隔離得以順利實施，是每一個人自願或主動接受的總和。」這和西方國家的地區自治、多黨政治以及不同民眾的訴求令決策者舉棋不定形成明顯反差。
「好死不如賴活著 」
民間如此配合政府的要求，首先是國人的生死觀。
1992年，鄧小平提出： 「發展才是硬道理 」。這次疫情期間，這句話被民間改為 「活著才是硬道理 」。知名畫家黃永玉文革中被紅衛兵連續抽打二百餘鞭，他不求饒， 「一不怕苦，二不怕活」是他當時的信念。 「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活著嗎？ 」現已移民美國的內地作家王朔曾經調侃說。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是文革前夕，毛澤東讚揚為營救戰友犧牲的解放軍戰士王傑時的話： 「我贊成這樣一句口號，叫做『一不怕死，二不怕死』」。在那場十年浩劫中，數以萬計的知識份子萬念俱灰、含冤自盡。如果西方知識份子面對那種生不如死的磨難，自殺者可能數倍於中國。
「好死不如賴活著 」，這句話經常掛在中國人嘴邊。活著很痛苦，但是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饑荒、戰火、外侵、內亂，生存環境惡劣程度超過世界上許多國家，卻仍然生生不息、不斷繁衍壯大，深層的密碼是頑強與忍耐的民族性。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這是中國本土宗教道家的生死觀。
關於中西生死觀的差別，長期從事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內地學者鄧曉芒認為，西方人的傳統是從個體出發對待生死，而中國人多半是從群體出發。蘇格拉底為法律，為雅典法庭的尊嚴獻身，但是最終為了個人幸福。
武漢1月23日封城，4月8日「解封」，900萬人中的絕大多數在這76天中足不出戶，堪稱奇跡！
微觀團聚利於宏觀穩定
武漢封城、全國進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此時春節前夕返鄉回家的全國春運基本完成，數億人次已經通過火車、飛機、長途汽車等交通工具回到家鄉，與親人團聚，之後社區、村鎮方進入隔離狀態。按照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論，中國社會结构由一個個同心圓組成，其中核心內圈是家庭。一個由兩代、三代人組成的家庭相守在一起，共同面對突然降臨的巨大災難，從中國的文化傳統看，是最佳的分佈狀態，社會微觀細胞的恰當分佈，為宏觀穩定創作了便利。
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外方組長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lyward）向中國傳媒表示，「那些連續幾周宅在家裏的人，也是疫情中的英雄。」其實，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中的絕大多數也是這種「英雄」。
學習、研究廚藝，是疫情期間的熱點之一。互聯網上各種佳餚的製作方法備受歡迎，海鮮、竹筍等許多過去只能在高檔餐廳享用的美味食材以快遞方式進入尋常百姓家。
試想，室外疫情肆虐，一家人安然圍爐共食，其樂融融，何等溫馨。海外歷史學者孫隆基先生分析中國人國民性時說：「中國食物太過可口，因此滿足口欲的功能遠遠超出充饑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飽了肚以後還禁不住繼續吃」；「揾食」成為中國人的整個生存意向。
《人民日報》披露，習近平在武漢考察疫情防控時說：「武漢人喜歡吃活魚，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多組織供應。」按照這個指示，「一車車活魚很快從武漢周邊的水產養殖基地送到武漢市民家中。」
官方傳媒報導，武漢「封城」後，900多萬人居家隔離。每天需要消耗5400噸糧食、4000噸蔬菜、1200噸肉。中央統籌協調生活物資保障，1月27日至5月30日，全國向湖北地區累計運送防疫物資和生活物資超過173萬噸，運送電煤、燃油等生產物資近395萬噸。
世界上食不厭精的不止中國人，比如法國、義大利。孫隆基先生的分析是：這些國家「存在著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中國不具備拉丁民族那種攻擊性而傾向於逆來順受。」
他認為，可口食物滿足中國人口欲的功能遠遠超過了充饑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飽了肚子以後還禁不住繼續吃。美國人的食物熱量很高，容易令人發胖，但每一餐的量並不多，吃飽了就算，而且絕不可口，也不會引誘人飽了以後繼續吃下去。「吃食似乎只是為了替自己這部機器加燃料，以便繼續開動去幹別的事情。」
「對拉丁民族來說，『食』只是他們促進生命歡愉的主要專案之一，然而，在這方面，性愛與肉欲滿足的追求似乎更為重要。事實上，他們以『醇酒、美人、歡歌』為內容的對生命的歡愉感，是與中國人自我壓縮的生命觀剛好相反的。」
「牆」文化
在全國範圍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自我隔離同時，社會實現以社區、村莊為單位的封閉，本區域內居住人士出入均受到嚴格限制，外來者除了接受體溫測試等檢查，還要據實詳細登記個人資訊。
「牆」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長城不僅用於抵禦外敵，也是區分敵我的心理界線。歷史上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城牆，城廓內又用高低不一的牆做出界線劃分。唐朝都城長安分為東南西北四個區，北區為皇宮貴族居住，其他分為市民居住區、市場，各個區都有固定的開放時間。
有著六百年歷史的北京故宮，按照周朝確立的「國中建都，都中建宮，居中為尊」原則佈局，形成「宮城一體」的風格，十餘米高的宮牆內東西六宮各有宮牆、關上門便是一個單獨的世界。
1949年後，大部分城市的城牆被拆除，規模大小不一的政府機構、工廠、學校形成一個個「單位」，其中規模大的有教育、醫療、飲食等完備生活設施，整個社會處於無形的分割狀態。八十年代後情況有所改變，但是這種局部「獨立」狀態在疫情期間重現，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組織結構中扮演著重要作用。
「中國人為什麼愛圍牆？」西南政法大學研究員劉雲的分析是長期以來土地資源資源稀缺。筆者認為，除此之外，和中國幾千年來農業社會的「村為群體、戶為核心」的傳統心態有著密切關係。並為今天的「網格化管理」提供了便利。
這種以鄰為壑的分散狀態給一些外出人士帶來困擾。筆者一個朋友到某旅遊景區時該地實行封閉，雖然之前已經預定了住宿，但是守護者拒絕放行，經過漫長交涉、逐級請示方得以入內。
一對東北籍夫婦九月從西班牙返國，首先在西安接受十四天入境隔離。隔離期滿，當地要求他們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回到家鄉，又要接受為期七天的隔離。漫長歸程，僅隔離費一項就花費九千餘元。
有人從疫區較為嚴重地區前往某地，儘管有核酸檢驗報告等健康證明文件，但中途轉車時被限制離開火車站。許多地方實行「禦敵於門外」、「自掃門前雪」式的「割據」狀態。
關於民眾在疫情期間的表現，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有兩段敘述：
「人們取消了春節期間的走親訪友和各種聚會，克服困難就地隔離，外出自覺佩戴口罩、測量體溫、保持社交距離。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別人、就是為國家作貢獻成為社會共識和每個人的自覺行動。」
「所有好的做法如果想要奏效，必須要有公眾的集體意願。正因如此，中國有能力通過傳統公共衛生干預方法應對一種新型的未知病毒。」
第二段話引自今年二月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對中國控制疫情手段的評論，其中提到的「公眾的集體意願」，應當接近「國民性」的概念。
中國人國民性歷來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魯迅的《阿Q正傳》、林語堂的《吾國吾民》、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都以國民性為主題，「奴性」、「糞坑」是中國人國民性的負面標籤。
在香港科技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教授的周飛舟認為，疫情期間，全民高程度、大範圍的配合，「體現了家本位文化的穩固作用和家國情懷的聚合作用。」「中國人大都崇尚一種從家庭安全和穩定出發的服從大局的意識和文化。」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在不同的時期，對國民性優劣有不同的判斷。四大文明古國中的中國生生不息，與其國民性有著直接因果聯繫。此次中國應對疫情的手段及效果，既是對自身國民性的測試，也是對國民性的某種強化。
將經濟、政治、宗教、軍事的競爭放在一邊暫且不談，在全球化、氣候變暖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新病毒向人類發動輪番攻擊是未來的趨勢。《彭博商業週刊》有文章指出，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的流行病紀元。在過去20年之間，人類社會已經有六次比較嚴重的病毒暴發，比如SARS，比如埃博拉病毒，這些病毒的傳播和暴發的頻率打破了過去的記錄。
卡爾·齊默（Carl Zimmer）在他的《病毒星球》一書中警告：人的肺裏平均駐紮了174種之多的病毒，其中只有10%是已發現病毒的近親，另外90%就和水晶洞裏躲藏的病毒一樣陌生。
疫情過去，全球將進入經濟、社會等重大問題調整期，積蓄已久的顯露，未曾預料的從天而降。「百年之變局」迫使每個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對自己過往的生存方式作出調整，當然也是對各種國民性適應能力的測試和考驗。
作者何亦文，出生、受教育於內地，上世紀九十年代加入香港傳媒業，先後從事新聞採訪和時事評論，現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