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展說出真相 並非尋釁滋事
2021年2月7日

撰文:丁望 中國問題專家

《紅樓夢》第80回,可視為解讀「尋釁滋事」意涵的「教材」。此回寫花花公子薛蟠妻金桂無事生非、整人,欺凌薛蟠的丫環香菱。

紅樓夢80回 有一篇教材

最初,金桂「正要擺布香菱」,卻無處「尋隙」(尋岔子、找藉口),後來她設局使薛踢打香菱;緊接着迫香菱晚間侍候她,不斷要香菱起身做這做那,「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刻」。

權且以這份「教材」,解讀「尋釁滋事」的意涵:編造藉口、無事生非、逞強欺凌,即廣府話中的「撩是鬥非」。這種刁難、恫嚇或武力逼迫的折騰,往往有無賴味、流氓氣、虐待狂,乃至逼人就範的暴力。「尋釁滋事」行為的辨別要素,一是有滋事者即「行為人」(行為的主體);二是其滋事、欺凌的對象(受害者即受害的主體);三是行為發生在公共場所或受害人所在地。

當今的「社會主義法制」,並非真正的法治。「尋釁滋事」是口袋罪,地方官和「執法者」放在口袋裏,隨時「方便地」加罪於人。一些新聞記者、大學教授、執業律師、護民維權者,只是說出真相或言論有點「逆耳」,就被套上「尋釁滋事」罪名。

2020年12月28日,上海的民間記者張展,被加「尋釁滋事」罪而重判徒刑4年。在她之後,北京的財新網一名張姓前記者,亦被加同樣罪名判刑18個月。

還有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因討欠薪「乞求」僱主(國企、地方政府或私商)還債,或上訪申訴維權。當事人沒有違背行政法規《上訪條例》,卻往往遭監控、關押、判刑。

張展事件等一系列「尋釁滋事」案,引起國際傳媒的關注,北上廣的思考群也有些「網絡議論」。

本文略析張展事件,要點是:張展報道俗稱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的疫情,涉及民眾知情權,不是「尋釁滋事」;張展的價值觀:尋找並說出真相,珍視生命價值。

張展為陝西咸陽人,念完碩士後成為執業律師,後因關注弱勢群體上訪維權一類的和平抗爭,轉為民間記者,在自媒體等網絡平台發表文章。

武漢錄場景 揭瘟疫真相

2020年1月後,她關注武漢肺炎,深入疫區了解實況,拍製現場紀錄片,並在YouTube放映。此舉引起地方官的監控。

5月,她在武漢「失蹤」,被扣押於上海;12月,在上海被判刑4年,罪名是「尋釁滋事」(刑法規定的刑罰,是5年以下徒刑或拘役)。檢察院的起訴書,稱她「炒作⋯⋯肺炎疫情,受眾眾多,影響惡劣」。張展在庭上拒絕認罪、表示悔改,直斥對她的指控「非常荒謬」。她說,她的視頻是在採訪中記錄受訪者說的話,她只是錄製,再由別人轉發;說她「在武漢編造謠言」,是不實的指控。

在武漢「123封城」前後,官方嚴控疫情訊息,攔阻非黨媒的採訪活動。張展的武漢現場紀錄,有醫院走廊躺着的病人、火葬場的狀況,這是地方官不願暴露的「陰暗面」。

張展在紀錄片中的解說,批評地方官的「感恩教育」,說居民困於封閉式的「社區管理」,又要吃貴菜,還要感恩什麼?地方官被激怒,視她的行為「尋釁滋事」。

在上海律師界和境外關注者中,不少人認為張展的刑期太重。偏重的原因,是她不承認「尋釁滋事」,指出地方官掩蓋實相、未理會底層居民的困境。

刑法293條 非適用條款

張展案引起最大的爭議是:她是記錄和報道瘟疫的真相,即使解說語疏離官方的「主旋律」,也說不上是「尋釁滋事」。

就新聞報道而言,她的報道如證實是失實或誹謗,偵、檢方也只能以刑法第246條追究(「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判刑3年以下或拘役)。

援引刑法第293條以「尋釁滋事」定罪、判刑,違反了刑罰與法律條款相適應的原則,也與「疑罪從無」原則相背。

刑法於1979年初訂,1980年1月1日實施。第160條是涉及「尋釁滋事」的「流氓活動」:「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破壞社會公共秩序,情節惡劣的,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後來修訂刑法,第160條順移為第293條,內容由「流氓活動」改為「尋釁滋事」〔見表〕,但定罪的行為要素相似。最關鍵的因素,一是行為人(滋事者即過去的「流氓活動」者);二是被害人;三是行為場所(如車站、戲院等公共場所);四是行為的後果(妨礙或擾亂公共秩序、使人受傷害之類)。

張展惹官非,是因錄製紀錄片和言論,偵、檢方缺乏「尋釁滋事」的依據。她既未「尋釁」惹人,也沒有人受恫嚇、毆打、侮辱。套入《紅樓夢》第80回的「教材」,張展事件既無金桂亦無香菱,與「尋釁滋事」何關?

——節錄自2021年2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