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醫務衞生局長盧寵茂是肝臟移植權威，在香港一年僅有一宗肝移植的年代，獨排眾議，毅然赴美學習新技術。2016年離開手術室，接管港大深圳醫院，初時水土不服。銳意改革後，不單扭虧為盈，最近還獲選為「2022廣東醫改十大創新典型」。去年7月第三次轉換跑道，從「Comfort Zone」走入熱廚房。盧寵茂強調，香港醫療曾是成功典範，但不進則退，疫情忙於「撲火」，拖慢制度改革，只有不斷創新求變，長遠才能防火。
撰文：郭顯通 本刊記者、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2022年7月，香港疫情未止，盧寵茂臨危受命，出任本港首名醫務衞生局長，抗疫雷厲風行，一度獲封「醫衛局戰狼」。近月香港逐漸復常，這位「疫下金句王」也走下風尖浪口，接受本刊專訪時，焦點不再是抗疫，着墨最多的是如何動手術改革香港醫療制度。
改革基因
盧寵茂骨子裏有着「改革的基因」。從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管，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下稱港大醫院）院長，再到問責局長，數來已是第三條跑道，盧寵茂笑言：「好多人都一份工做到老，我卻像做足三輩子！」管中心、管醫院、管全港市民健康，難度拾級而上，他卻毫無懼色，「容易的，就唔使我做啦，我份人係咁，越難越想挑戰，我想make a difference」。
每次轉換跑道，總有人潑他冷水，學肝移植，上司說「學嚟無用」；到深圳做院長，有人說他「搞唔掂」，也有人質疑他只是行醫辛苦，去「點下人做嘢」。但在他眼中，在每個崗位累積的經驗，對日後工作都「好重要」。對己，他創新求變，不將舊思維帶到新崗位；對香港整體醫務衞生，他再三告訴記者：「永遠都要改革！」
疫情是危也是機
新冠病毒衝擊全球醫療系統，本港公、私營醫療的弊端也無所遁形。盧寵茂不諱言，「疫情重創香港醫療，是一個好大教訓」。但這一波衝擊，反而引發他有關「跨境醫療融合」的反思，「危機之後，最緊要看到我們有何不足」。他引用習近平主席的話，「改革永遠在路上」，直言這番話有「好大啟發」，「香港醫療一向高水準，我們都引以為傲，但醫療發展好快，絕對不可以『食老本』」。
封關三年，整個大灣區醫療融合裹足不前，局方有見及此，推出「特區政府對居粵之醫管局長期覆診港人特別支援計劃」（計劃），由港大醫院服務身處廣東省的醫管局慢性病患者，讓患者無須兩地奔波，可以安心養病，計劃效果相當理想：「有在深圳養老的病人已經年過百歲，每兩、三個月就要回來香港求診、拿藥，很不方便，這個計劃就幫得上忙。」
以往即使是居於中山、深圳的港人，都傾向回港求診，計劃讓市民知道，無論身處何地，都可以享有同等醫療水平，毋須大費周章回港。現在通了關，計劃仍然運行，即使港人有需要，都可以選擇到港大醫院求診，這正是疫情帶來的改革良機！盧寵茂對於這一新計劃有長遠盤算，「且看這個計劃能否紓緩香港緊絀的醫療服務供應」。
醫療要因地制宜
北上就醫，確實為就近如新界北的居民提供多一個選項，「但也要視乎病人意願、信心，好多事項要考慮：方便與否？醫療質量如何？目前都要再觀察」。
盧寵茂作為港大醫院第二任院長，在位六年間，留意到中港兩地醫療體制大不同：「真係『一國兩制』！」他初到深圳，想用香港醫療體制管理內地醫護，豈料慘遭滑鐵盧：香港公營醫療主要由政府承包，市民要付的診費、藥費很少，醫護薪酬行的是定額年薪制；內地則幾乎相反，公立醫院由政府出資建成後，即自負盈虧，各醫院有很強的創收壓力，醫護薪酬則與績效掛鈎，定額薪金比例很少，換言之醫生也要「跑數」，「開多隻藥、做多個檢查，醫院賺多點錢，醫生就有多點獎金。」
「我最初將香港套制度帶上去港大醫院，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發覺完全行不通！內地醫護真係坐喺度唔郁㗎！」盧寵茂沒想到不設績效獎金，部分內地醫護就鬆散下來；反觀香港，醫護收取定額薪金，沒有「跑數」壓力，的確能有效杜絕「過度醫療」，惟亦有其弊端，「香港醫護好專業、好標準，但效率就唔係幾好」。
後來他深明「世界上沒有最好的制度」，宜取長補短、因地制宜，想到融合兩個制度之長，「建立一個中國特色的醫療制度」，調整薪酬組合。
目前，港大醫院實行七成固定薪酬，三成績效獎金的制度，略高於國家主力推動的六成固定薪酬，「既可以彰顯醫護的專業價值，又可以鼓勵他們多勞多得。」
醫生不是推銷員
盧寵茂告訴記者，內地市民對香港醫療評價甚高，「因為我哋真係好專業」。「醫療同一般行業唔同，後者會鼓勵消費，開得舖頭，當然想愈多人幫襯愈好啦，但醫療不然，要循證醫療，基於診斷找出最佳的治療方法，我們不是推銷員」。他強調行醫初心好重要!
初入行父親給自己的一番話，仍然言猶在耳：「做醫生，不論貧富人家、發達還是落後地方、戰亂或是和平，都可以幫到人。」父親當年的教誨，除了成為盧寵茂自己的使命，也是他對全體醫護的期盼，「醫生同病人要同一方向，最緊要治好個病，而不是為了賺錢而做事，病人早日康復，大家開心」。
香港醫護專業精神值得嘉許，醫療水準之高亦備受周邊地區羡慕，惟盧寵茂坦言「我哋還有好多嘢可以改善」，「公營看病難、私營看病貴」就是兩座屹立多年的大山。
市民配合 重中之重
公營醫療體系分四部分，「辦醫、行醫、管醫、就醫」，前三部分雖仍有很多不足，如輪候時間長、醫院人手不足，但他認為都不是最棘手的，「最難搞係『就醫』」。
就醫，即市民求診的習慣，「市民不論大病、小病，首先想到的總是去急症室。舉例最近流感、新冠都是高峰期，到急症室要等超過8小時，醫護壓力非小，是否應該盡量避免去急症室呢？」問到能否參照內地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做法？盧寵茂無奈地表示，「市民接唔接受先？這就是就醫文化的痛點」。
改變市民就醫習慣需時。去年底政府推出《基層醫療健康藍圖》，首階段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其實就是「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如果在社區篩查行之有效，能夠早早發現高血壓、糖尿病等慢病，可以避免將來發展成中風、腦出血等重病，變相減輕醫療系統壓力」。知易行難，市民若不配合，就不能成事。
回顧疫情在社區大規模爆發之時，香港並未能有效動員私營市場助公家醫院一臂之力，兩者各自為政。盧寵茂說，要建立「基層醫療名冊」，凝聚積極參與基層醫療的家庭醫生，為慢性病患者提供最適切的治療，減少因嚴重併發症而入院的機會，從而分擔醫院的壓力。
要建立人手良性循環
醫療改革分短中長期，當務之急是醫務人手不足。下學年兩大醫學院（港大、中大）收生將增至590個，比十年前多170個，政府又將預留200億港元讓港大、中大及理大提升醫療教學設施，三間大學預計將合共增近2000個醫療培訓學額，惟盧寵茂亦坦承，「這些措施需要比較長時間才見成效」。
輸入醫護則可以立竿見影。雖然部分香港市民對於醫管局的「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有保留，惟盧寵茂解釋，此舉除了「吸人才」，還可以「留人才」。「當一個醫生走了，剩下的醫生便會更辛苦，更想走，慢慢形成羊群效應，陷入惡性循環；增加一個人手，工作便有人分擔，可遏止現有的人手流失。」
私營收費宜透明
談到私營醫療收費昂貴問題，盧寵茂認為未至於要「規管」收費，但起碼要「透明」。「何謂透明？就是你入一間餐廳，菜單上名碼實價，你可以自己決定，而不是食完才告訴你幾錢」。
治病不同去旅遊，住院日數、耗材用量等會因應病情需要調整，因此更需要透明，「要讓病人知道，無論出現任何突發情況，費用都不會失預算」。
他觀察到有病人害怕問醫生收費，因為像在跟醫生「斤斤計較」。因此，盧寵茂認為收費透明對維持醫生與病人間的信任關係很重要，「很多病人事先不敢問清楚，事後『打死狗講價』，這是不對的」。
港大醫院「打包收費」的做法，正是為對治國內「以藥養醫」的陋習而生。盧寵茂參考港大醫院做法，與香港兩家新私營醫院（港怡醫院、中文大學醫院）簽訂的合約，當中包括承擔改革責任，推動定價收費，最終希望起到牽頭作用，緩解全港「私營看病貴」問題。
對於坊間曾謠傳盧寵茂與特首在抗疫政策上不咬弦，記者問到如果醫務政策與經濟利益有衝突，作為醫務衞生局長如何平衡？盧寵茂以專家會診作為比喻，「我的身份，當然首要照料市民健康，着重反映醫療衞生需求，但政府團隊開會時就像多學科會診，到底針對這個病人（香港），要做手術還是放射治療？何者優先？各科醫生（問責局）討論之後，由主診醫生（特首）作最終決策，如何以最小代價達致最佳效果、對香港最好。」
抗疫不走回頭路
近日確診人數又再回升，「重推口罩令」成為城中熱話之一。盧寵茂對記者說，「關於這個問題，我要給出一個清晰信息：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認為抗疫應對症下藥，認為口罩令「好drastic」，若非「世紀疫情」肆虐全球，一般都不會用法律手段逼令市民戴口罩。將來新病毒出現，要考慮有多嚴重，「係咪會令全港停擺無法運作？新病毒影響醫療系統多大呢？」盧寵茂形容過去三年的社交距離措施「好極端」，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希望永遠不再需要用這些手段！」
——節錄自6月號《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