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於1930年發表了一篇文章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樂觀預測人類在100年間會解決所有經濟問題，經濟水平有8倍之高，一個人每周只要工作15小時，就能滿足Adam Smith所講基本生存需要。

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凱因斯的願景落空。月前，深水埗發生3死30傷車禍，巴士司機疑因底薪低要加班直踩14小時，超長工時釀成悲劇。

2012年香港全年工時為2296小時，至2015年達2606小時，冠絕全球。3年內，足足增加了310小時。究竟是多勞多得，抑或得不償失？

撰文：本刊編輯部

工時效率　亞洲低於歐美

人們主觀認為「多勞多得」是定律，但工時愈長就代表經濟愈好嗎？《哈佛商業評論》研究20年資料，結果發現勤力工作與經濟增長沒有必然關係。國際勞工組織（ILO）勞動環境專家Jon Messenger進一步指出，「長工時會令每小時勞動生產力下降」。

以美國為例，每增加10%工時，生產力反而會下降2.4%。另外，《哈佛商業評論》以南韓為例，發現每名勞工每年平均工作近2200小時，貢獻GDP每小時約30美元。法國勞工每年工時少了十分之一，但每小時產生GDP，卻是南韓人兩倍。

亞洲國家長工時成風，卻換不來經濟效益。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2012年調查，日本及南韓工時較長，打工仔每工作1小時產生GDP平均只有40.1美元及28.9美元；相反，挪威、美國及德國工時較短，卻分別為86.6美元、64.1美元及58.3美元，前者工時效率遠低於後者。

GDP與工時甚至成反比。英國顧問公司Expert Market以GDP除以工時計算，發現全球多個經濟最繁榮的國家，工時反而是偏低。歐洲小國盧森堡，連續2年榮登全球生產力之冠。2017年，該國年工時僅1512小時，比起2016年的1643小時更短，但生產力卻不跌反增。

從科學角度，德國科學家Ernst Abbe就發現「每日工作時數從9小時縮減至8小時，反而能提高生產力」，而每周超過40 小時工作會容易因疲勞而犯錯。「各地工時自上世紀顯著下降，由1900年人均3000小時，至今發展中國家1800小時以下」，Jon Messenger說：「最有效率的國家工時更低。」但作為發達經濟體的香港，卻是逆潮流而行。

我們應該再三思考有效利用時間。前日本麥肯錫資深合夥人山梨廣一曾提出「低等勤奮」概念，指出長工時往往是因為「想用時間展現責任感」，卻在進行低生產力工作；儘管明知加班本身沒有意義，但「時間=努力」的錯覺卻植根打工仔腦海（簡稱「奴性重」），這種信奉「時間至上主義」的工作方式毫無效率，更甚會錯失體驗新事物、激發新想法的機會。

黃金三小時法則

這種「低等勤奮」會形成「累鬥累」，從科學角度會出現物極必反的現象。美國化學安全委員會（Chemical Safety Board）便指出，「人們疲累時常常思考僵化，難以應付變化或異常情況，而且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做出正確推論。」擴展至國家層面，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Paul-André Rosental便認為，過長工時會傷害整體經濟，原因是員工健康受損，國家健康與安全保險支出都會更加沈重。

美國著名管理大師Peter Ferdinand Drucker曾說過：「不能管理時間，便什麼也不能管理。」從管理學角度，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黃金三小時」。該法則原指早晨5點到8點，乃每天工作效率最高時段，比起其他時段高達三倍。但人人「生理時鐘」不同，若能把握好屬於自己那3小時，就可以達到1天等於2天的效果。

從工作心理學角度，專家K.Anders Ericsson亦表示：「人的工作專注力只可維持4至5小時，之後工作表現便會由最高峰回落，員工可能會發白日夢、瀏覽社交網，損害生產力。」

踏入21世紀，互聯網等高科技足以節省時間、提高生產力、釋放勞動力，但如今工時反而愈來愈長。在過勞死肆虐的日本，有個詞語叫「社畜」即「公司的牲口」，指事事以公司為重心、順從指示辛勤工作的員工，意思與港人形容打工仔為「港奴」類似。

踏入知識型經濟年代，着眼點不應再是將「時間」換取「勞力」，而是用「時間」提升「腦力」。美國經歷了多次金融衝擊後，作為經濟引擎的地位仍然無法動搖，皆因矽谷的生產力潛力無限，彈性工時、開放式辦公室等嶄新理念都發源自這裏。Google、Facebook等巨企絕非靠長工時取勝！

近年香港發展科技產業，仍是朝九晚五既定框架，「工業革命年代」思維，又如何能生出科技金蛋？

——節錄自十一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