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發院教授張維迎多年來不斷強調，支配人們行為的除了利益，還有思想、意識形態等理念。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市場邏輯逐步戰勝權力邏輯的過程，在這其間，領導人的理念和領導力對於歷史的進程，往往會起到關鍵的作用。正當內地揚毛（毛澤東）抑鄧（鄧小平）之際，他重申了鄧小平的功勞。（篇幅所限，本文有刪節）。

撰文：張維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利益不是唯一重要的

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的行為都是由利益支配的，每個理性的人都知道其利益所在，並且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由此，我們所有觀察到的人的行為都可以解釋為理性人追求利益的結果。100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FrancisY.Edgeworth講過：經濟學的第一原理是每個人的行為都是自我利益驅動的（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 interest.）。這句話準確地概括了上面講到的經濟學基本假設。

把這個範式用於分析社會變革，經濟學家認為，所有的變革都可理解為利益的博弈。變革當中必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如果受益的人能夠主導變革，那這個變革就可以進行下去；如果受損的人主導變革，那變革就會受挫。這是經濟學家分析改革的基本框架，有關中國改革、蘇聯東歐改革的大量經濟學文獻，都是基於這樣的分析框架。

不過，遵循這個範式，我們會面臨很多困惑。一個困惑是為什麼要有經濟學，為什麼要有社會科學？按照傳統經濟學的假定，無論經濟學家在說什麼，現實中的每個人都知道自身利益所在，所以其行為不會受到經濟學家理論的影響。更大的困惑是，這個框架無法解釋歷史上很多重要的變革，無法解釋歷史上的倒退，也無法解釋人類為什麼會犯下很多錯誤。

我在五六年前曾提出過一個分析中國改革的新框架，這個框架有兩個維度：理念和領導力。理念可以正確，也可能錯誤；領導力有強弱之分。理念和領導力的不同的組合對改革的影響是不同的。

影響人類的是思想

理念很重要，這一點本身並不新鮮。200多年前英國啟蒙思想家大衛．休謨就說過：「儘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行為都是由觀念支配的。」幾十年前，凱恩斯也講過類似的話：「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我們大大地誇大了，而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論正確與否，其實比一般想像的更有力量，從長遠來看影響人類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與凱恩斯唱對台戲的米塞斯也講過：「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頭腦的理論、學術、信條和心態的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除開心智之外，沒有一物是真實的或實質性的。」哈耶克也講到，「從長遠而言，是觀念，因而也是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着歷史發展的進程。」他還說，「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米塞斯還說，一般認為，社會學說的衝突是利益集團的衝突，如果這種理論成立，人類合作就沒有希望了。這句話非常重要，我們看到現實社會中存在好多衝突，如果把這些衝突都理解為利益衝突，那人類最後是沒救的，因為那意味着一個人要爭奪自己的利益就要損害另外一個人的利益。變革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很多衝突並不是利益的衝突，而是觀念的衝突，觀念的衝突可能使我們陷入一個兩敗俱傷的境況中。

 上述所引的這些經濟學大家，他們的經濟學可能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點，都強調理念是支配人的行動的重要力量。事實上，強調理念的重要性，一直是自由主義學者的基本信條。

再看一下歷史事實。人類歷史上很多變革，不是一種利益戰勝了另一種利益，而是一種主義戰勝了另一種主義，新的理念戰勝了舊的理念。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變革就是理念戰勝了利益。許多變革表面上看來可能是利益的勝利，其實是理念的勝利。比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戰勝了其他主義的結果。再看美國的開國元勳華盛頓，他沒有選擇當皇帝，總統也只做了兩屆就退了。這顯然不能從利益的角度解釋，而是理念在起作用。一般人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法國大革命中的啟蒙思想家大部分都是貴族，知識階層中的很多人也來自於貴族。如果出於利益考慮，他們為什麼要起來革自己的命？

鄧小平在1978年發起了改革開放，也不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而是出於一種理念和信念，即中國只有實行市場經濟和融入國際社會，才是最有利於廣大民眾的，最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和興盛的。

上述例子都說明了理念的重要性。當然，強調理念的重要性並不是要否定利益，不代表利益不重要了，只是經濟學家對利益的強調已經夠多了，現在有必要換個角度看問題。

理念為什麼重要？

為什麼理念是重要的？我總結有兩個原因：

第一，支配人的行為的利益並不是客觀利益，而是主觀利益，或者說，是人們感受到的利益（perceived interests）。理念則幫助人們去構造他們對利益的理解。對於「什麼是你的利益，什麼不是你的利益，什麼有利於你，什麼不利於你」，人們是通過理念來理解的。以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為例，如果我們認為貿易是零和博弈，那麼在國際貿易中就會主張貿易保護主義。200多年前的重商主義就是零和博弈的意識形態，認為多出口，少進口，這樣黃金儲備增加，對本國有利。但如果我們接受了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學說，就會認為貿易是正和博弈，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都會有利於貿易的雙方，我們就會贊成自由貿易政策。再看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如果認為他們之間是零和博弈，工人受資本家的剝削，那工人為自己的利益考慮，就應該琢磨着怎麼推翻資本家，消滅企業家。但如果認為是正和博弈，有了企業家才可能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對工人是好事，那麼工人和政府所採取的行為和政策就會很不一樣。

第二，同樣非常重要的是，經濟學強調的利益主要是物質利益，而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真正的利益不僅包括物質利益，還包括非物質利益，如別人怎麼看待我們，我們在社會中的相對地位、名聲，甚至在歷史上會留下什麼遺產。這種情況下，每個人就不會僅僅考慮什麼行為有利於自己的物質利益，還會想怎麼樣有助於提高自己的聲望，使別人更尊重自己。這依賴於每個人怎麼理解公正和正義。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正義的，你是一個公平的人、誠實守信的人，別人就會更尊重你。

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我們更希望交往一些有類似理念的人，而不是那些僅考慮自己利益的人，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前一段時間美國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科恩突然辭職了，為什麼呢？他有自己的理念。儘管在白宮工作令人尊重，有社會聲望，但他的理念和特朗普不一樣，就只能辭職了。國家之間的交往也是如此，不能只考慮物質利益，也要看各方持有什麼樣的理念，這對處理國際衝突非常重要。或者說，國際關係中不僅要講厲害，也要講是非。就我理解，中美之間的衝突更多的是理念的衝突，而不是真實的利益衝突。

除了理念，我還想強調領導力的重要性。經濟學不研究領導力，管理學家研究的比較多。為什麼呢？因為經濟學本身的假設就排除了領導力。技術給定、資源給定、偏好給定，再假定每個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學的任何問題都可以轉換成給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計算，自然不需要任何領導力。

但回顧歷史上那些重要的變革，無論是經濟政策的轉變還是政治制度的改變，其實並不是芸芸眾生推動的，而是由一些重要的傑出人物來發起、領導，最後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認為「歷史決定論」是錯誤的。所謂的「歷史決定論」，是說該發生的事情一定會發生，不強調個人的作用。按照這種觀點，即使沒有鄧小平還會有李小平、王小平，中國到了那一步一定會進行改革開放。我不接受這種觀點，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有沒有鄧小平非常關鍵，領導力是非常重要的。

——節錄自10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