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急速起飛，新工種不斷湧現，部分人成功分享到經濟成果，出現了象徵「人人有機會」的中產階層。但今時今日，「獅子山精神」還有多少說服力？
撰文：黃愛琴 本刊記者
若單純以收入（income）層面來看，「滴漏效應」並沒有消失。統計處資料顯示，若將市民的收入由低至高分作十等分，最貧窮組別在2011至2016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升幅跑贏其他組別，為46.6%〔圖一〕。而全部組別的收入中位數均錄得雙位數字的累計升幅。這說明，第一，由於市道暢旺，全部打工仔均得益；第二，受惠於最低工資及低技術勞工短缺，基層工人的就業及收入大有改善。
收入追不上資產增值
但另一方面，收入增長遠遠未追得上資產（asset）增值，造成極嚴重的財富不均。金管局的報告顯示，樓價與收入比率在2018年第四季高企17.0，比起1997年的高峰值14.7還為高，說明收入與樓價嚴重脫節。事實上，由於近十年香港新造土地及新住宅落成量出現斷崖式下降，2018年香港樓價比2008年已高升足足兩倍、連續9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買樓城市」。
香港有49%的自置居所戶，但剔除需補地價的自置公營房屋（公屋和居屋），實質只有3分1的家庭能夠透過樓價升值，分享到經濟繁榮的成果。
再加上2009年開始，金管局先後8次收緊按揭，令置業首期增加至四、五成。一個600萬的單位，首期要300萬，單靠薪水儲蓄置業近乎不可能，上車必須「靠父幹」。有樓的富爸爸即使現金不足，亦可加按自住物業資助子女買樓，相反無樓的窮爸爸，則愛莫能助，造成「樓市世襲制」。
這活脫脫就是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講的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個人能力不再帶來經濟上流，相反繼承家產的富家子弟才是勝利者。他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指出，資本回報率（r）增長大多時間比經濟增長率（g）高，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中收入低產階層最慘
在香港社會，誰是最大受害者？就是一班「中收入、低產階層」（middle-income low-asset class），即使身為專業人士，例如醫生、律師、會計師，收入不俗，但是假如出身基層，沒有富爸媽提供首期，「上車」亦可能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
以往他們被籠統稱為「中產」，但middle class此舶來語在十八世紀英國出現之時，資本主義剛冒起，「收入」和「資產」關聯度很高，如今兩者距離已愈拉愈闊。
中收入低產階層之苦在於「兩頭唔到岸」，一方面因為收入稍高，要交稅卻福利全無，既不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也往往無法享受政府的「派糖」；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沉重的房租開支，儲錢更為困難。
2017年，本港有50.9萬個家庭租住私人樓宇加臨時房屋，十年增加45%，同期自置私人居所的家庭數目只增加了3.7%。2016年私樓租金佔住戶月入30.7%，比10年前高出5%，而公屋租金與住戶收入比率只是9.3%。
職場發展方面，情況亦不容樂觀。隨着全球產業結構正在去中層化、去中介化，中等收入打工仔難以「上位」。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發現，在香港總工作人口上升時，經理及行政級人員佔總工作人口比例反而由2001年的10.7%下降為2016年的10.1%，出現萎縮。
講到子女教育，十個香港家長九個「頭痕」，中產家長寄望子女靠教育改變命運，重覆以往自己向上流的故事，已日益困難。社會學家呂大樂在《中產心事》一書分析，隨着香港整體家庭經濟能力提升、子女數目下降、社會日益文憑化，各個階層都熱烈投入一場教育競賽。據他觀察，「在地」中產比以前更難打入精英階層，因為許多新精英都在西方讀中小學，進外國名牌大學，回來後成為某行業的高層，當中所需的財力和人脈，實非一般「本地薑」所具備。
躁動化作憤怒
以上三大「痛點」，正正解釋了今日香港中產的躁動，甚至期待「攬炒」來重新洗牌。在今次的逃犯條例風波中，不少中產為示威者提供物資及義載，醫護、法律、社工、航空等專業界別均染黃。傳統上，中產階層被視為社會穩定力量（橄欖形結構），現在卻可能成為一股不穩定的力量。他們學歷高，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不俗，一旦倒戈，力量非同小可，連登仔中就有不少人是高學歷中產。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一份報告指出，全球中產階層縮小，為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構成威脅。1985年中產階層的總收入是最富裕階層的四倍，現在收入倍數降至不足三倍，因為住房、教育和醫療成本急速上升。
價值範式轉移
注意，香港中產追求的不單純是經濟，更貼切形容是一種對生活質素的追求，由求量變成求質。新聞傳播學者馬傑偉寫道，香港由早年努力脫貧，到追求財富及炫耀財富，再經歷97後種種高低起伏，今天不再是「向前看」、「向錢看」的移民城市，而是追求「宜居城市」，即生活安穩之餘，亦不失文化和精神上的富足。
近十年，香港出現一連串保育、公民運動（推手多為高學歷中收入人士），以至年輕一代的後物質價值轉向。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發現，「法治」和「自由」是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分別有23.9%和20.1%，只有少於3%的受訪者認為「市場經濟」最重要〔表一〕。這表示，香港人（包括中產）已不再視「中環價值」為唯一價值，價值觀出現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
——節錄自2019年10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