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不再談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全面收緊社會控制，被指是開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倒車。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客（Frank Dikötter）最近出版著作How To Be A Dictator（如何成為獨裁者），在憂慮中國愈趨集權的同時，強調「中國從來沒有真正開放」，毛、鄧、江、胡、習的獨裁其實是一脈相承。
撰文：李潤茵
「同志們好！」在天安門城樓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八百字講話，引發八次掌聲回盪。抬頭望天，七條彩煙劃破長空；居高臨下，萬民揮動五星紅旗，簇擁領導人巨幅畫像。建政七十年，閱兵規模史無前例；此前「習思想」已寫入黨章，作為第五代領導人，在黨內的歷史地位直逼毛澤東。
開國領袖毛澤東曾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後來發動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印製《毛語錄》供全民拜讀，對外則對抗「蘇修美帝」。港大歷史學者馮客指出，獨裁者到最後只需要人民忠於自己，而非忠於意識形態，「若然人民認真讀起馬克思，那就真的危險了！」他認為，忠誠（loyalty）從來是共產黨最大考慮，今天亦如是。
馮客被稱為「毛時代達人」，近年連出三部中國專著，重寫1946至1976年這三十年的歷史，合稱為「人民三部曲」，聚焦記錄在「赤色中國」生活的平民；今年，這位當代中國史家將目光轉到獨裁者身上，最新著作How To Be A Dictator（如何成為獨裁者）顧名思義，收錄包括毛澤東在內，二十世紀的八位獨裁者如何在暴力與恐懼外，透過個人崇拜（the cult of personality）來維繫權力──雖則是歷史著作，內容仍然是現在進行式：每年十一國慶，巡遊及個人肖像，便與時光倒流無異。
四十年的「成果」
今年中共建政七十周年，馮客就評價這個國度「強迫人失憶」，不鼓勵人民面對自己歷史。毛時代黃土地染紅，卻從沒紀念碑、博物館記下那些被消滅、被處決的名字，政權試圖抹掉歷史；後來鄧小平掌權提出「改革開放」，在馮客眼中也是「假象」（illusion）──這位歷史學者反問「究竟中國哪兒開放了呢？」，他嘗試用數字分析：
1919年，清帝國消失八年後，中華民國有35萬名外國人定居，佔比低於0.1%；百年後，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籍人口約為60萬，佔比依舊徘徊0.1%，但世上最後一個「鐵幕國家」北韓，外國人佔比都兩倍於中國，達0.2%，被外界視為「排外」的民主國家日本，甚至十六倍於中國，達1.6%。「在中國，即使身處省會，尋找外國人面孔依然相當困難；在泰國，即使是小村落，通常一分鐘內都已經見到。」
馮客總結過去四十年所謂「開放」，中國人獲得基本經濟自由後，「限制」實際無處不在：外國居民數量有限、進口貨品數量有限、外滙資金受管制，外國思想、資訊遭封殺，「你試試帶部iPhone過境，有多少程式還能使用？Google、Facebook及BBC都開不到吧！」他續道：「改革開放？謝謝，再見！只是政治宣傳。」
他笑稱，相較1959年，現今中國絕對比毛時代「開放」，但將比較推到1949年前，民國時期本來便很開放，世界各國的商品和思想交流頻繁，那麼共產黨領導層所謂「解放人民」，究竟是從什麼解放出來？後來，鄧小平被主流視為改革開放推手，馮再次提出不同意見，指出文革後期，群眾已經摒棄人民公社，偷偷在黑市交易，民間出現地下經濟，鄧不過順水推舟。
分權 vs 集權
許多中國觀察認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比較開放、寬鬆，馮客批評那是「奇怪的誤解（a bizarre misconception）」，反問「你什麼時候聽過中國領導人說分權？」在新著作中，他便強調，綜觀古今中外，政治體制離不開兩種──分權（separation of powers）和集權（concentration of power），「沒有所謂『中國模式』，中國從來都是典型的『一黨專政』，鄧小平很明確排除了自由選舉的可能性」。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習近平，四代領導人都從未表示過要「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相反要求「三權合作」卻言猶在耳。馮客指出，歷史不斷演進，蘇聯時期，赫魯曉夫（Khrushchev）比起斯大林寬鬆，勃列日涅夫（Brezhnev）比起赫魯曉夫更寬鬆，「但從來沒有人認為蘇聯『開放』」。
背後癥結還是在於，權力有沒有下放。無論是昔日蘇聯，抑或今日中國，政權無法容納公民社會，並不擁抱言論自由，遑論建立司法獨立了。「赫魯曉夫時期，尚且出現『去斯大林化』，公開譴責個人崇拜，中國甚至從未經歷『去毛化』」，他形容，毛澤東畫像依然高掛天安門，《人民日報》報頭沿用毛題字，人民幣都印上毛主席……
「雖然鄧小平結束毛時代後，八十年代確實反思文革，毛澤東從『神』變回人，知識分子言論具批判性，但這種思想解放很短暫，不久已發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當時，傷痕文學作家白樺寫下劇本《苦戀》，其中一句「您愛這國家，可是國家愛您嗎」，再次觸發黨內路線爭議，後來鄧小平發聲定調，指《苦戀》違反四項基本原則。
中國言論開放曇花一現，文章終究逃不掉「送審」命運，而黨內開明派代表人物胡耀邦，亦在1987年下台；兩年後，中國就爆發了六四事件，馮客叩問：「在1979年及1989年，鄧小平向民主社會作了什麼決定呢？」時至今天，「黨領導一切」維持不變，他屈指一數：「土地屬於國家、銀行屬於國家、工業屬於國家，企業直接或間接，都是受國家操控。」習近平治下的中國，黨國體制更達到頂峰，對社會的控制全面收緊。
護旗手真愛國？
馮客分析：「如果明天開放選舉，共產黨有把握贏的話，相信他們不介意開放。」但他大膽推測，政權心知肚明，人民未必站在自己一方──儘管近來官媒發起「護旗手」行動，號召網民在微博表態，表面成功「洗板」，達逾17億閱讀量，但鍵盤「愛國」未必等同真實選票。
二十世紀，獨裁者會製造萬民愛戴的幻象，實際強迫全人類講大話，「如同今天，99%北韓人都宣稱支持金正恩！」當中幾分真、幾分假？馮客坦言無從稽考，但人民若無法表現出忠誠、愛國，結果只會換來清算，這就是獨裁者的伎倆。「中國政府要監視人民並不困難，為了確保留學生的忠誠度，找國內的父母喝茶就是了！」
近年，中國進一步透過高科技維穩，馮客倒是大潑冷水。「歷史上，獨裁者都是高科技先鋒，墨索里尼是最早使用收音機的，後來希特拉更瘋狂，命令工廠大量製造收音機以降低售價，家家戶戶都買得起，籍此宣揚納粹思想。」他接着說：「不過，技術本身是中立，獨裁者用得，民眾都用得。」
文革期間，中國都有農村『大喇叭』，整天進行洗腦式政治宣傳，結果呢？馮客綜合檔案，指出地下電台亦應運以生。「受過教育那群人，尤其是學生，他們懂得廣播技術，自製收音機組織『地下戰線』，後來調查發現，當時甚至連偏遠地區的工人，原來都會秘密收聽地下廣播，而且為數不少。」他笑稱，這與今天網絡「翻牆」，其實大同小異。
黔驢技窮
說穿了，集權的道路愈走愈窄，原因是民主浪潮難以逆轉。二十世紀，獨裁者再不喜歡民主，亦斷不會說自己「君權神授」，還得要假扮獲民意授權，作為大多數人的代表；來到二十一世紀，公民意識繼續發酵，平權運動此起彼落，民主、自由與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獨裁者的選項，其實愈來愈有限，只剩下鎮壓、鎮壓，還是鎮壓」。
未來中國會走向何方？馮客提出兩個情境：一、稱霸世界成為超級大國；二、建國以來已經有人預言會崩潰。他認為，比較大機會是在兩者間落墨。「中國既沒有崩潰，也沒有征服全球，而是面對過去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例如大量『鬼城』、投資錯配。未來10至15年，實體經濟將要承受早年經濟數字的『水份』。」這位歷史學者說：「中國要適應低增長，而這比想像中具挑戰。」
——節錄自十二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