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鄭宗義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為段祟智校長一辯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在10月10日應學生要求，再度與近千學生及校友對話。對話在一片漫罵聲中進行超過三小時，之後段校長再與部分學生閉門會面，最終承諾發聲明譴責警暴與成立危機處理小組支援學生。據學生紀錄的「中大閉門對話會文字分享」，校長當時面對學生哭訴，深受感動至落淚。

一星期後，段校長依諾發表公開信，但旋即引來前特首梁振英冷嘲熱諷的批評和左派文宣的圍攻。11月12日晚段校長親身到中大二號橋嘗試調解不果，他人還未走警方已射催淚彈，其後徹夜激戰，即是明證。

執筆之際，理工大學正陷苦海，五大校長齊發聲明亦無濟於事，結果難料。所以大學恐怕是時候認真思考該怎樣做才是真正關懷仁愛學生，難道眼睜睜看着他們步步走向悲劇走上絕路而束手無策？

必須澄清的是，我不認為段校長是和理非，亦不贊同身為大學校長可公然支持某種政治取態或立場。事實上，他在公開信中仍清楚譴責暴力，說「不斷升級的暴力及破壞行為必須停止」，亦明白表示「必須教導同學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任」。他出於關愛學生，力求維護被捕學生的應有權益，完全有理有據，有何偏頗可言。

歌舞昇平　不食人間煙火

學術追求的知識或真理，必須在自由的研究環境中才能竟其功。一旦學術受到政治干預，淪為為政治目的服務，則無異於自毁。而大學努力爭取最大程度的自主，亦正是為了保障學術自由。凡此，皆是十九世紀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紐曼（John Henry Newman）等先賢奠定現代大學理念時所再三致意者。及至上世紀的後半期，大學伴隨全球經濟繁榮而急促發展，出現實用轉向，重視為社會訓練人才，追求科技卓越。就在一片昇平中，大學彷彿更遠離政治，不食人間煙火。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大學生的四仔主義到本世紀初的入U五件事，都是這大氣候下的產物。其後，大學競逐世界排名，校長的職能便恍如跨國企業的行政總裁，統領大學的教學、研究、財政、建設等方方面面。

老實說，香港過去十年逐漸浮現的政治難題，孶生大學生的政治覺醒，的確教一眾校長左支右絀，窮於應付。段校長屢說這次社會運動是一項新挑戰，自己與管理層都在學習如何處理，誠非虛語。

迴避雨傘運動

不過，這挑戰其實早萌於雨傘運動，只是大學似乎一直迴避，想用政治中立作擋箭牌，更以為事過會無痕。殊不知從今以後，大學恐怕不得不直面問題，並需在思維上改弦更張以資應對。

假使我們能撥開過去幾十年來社會昇平所造成的假象，就不難看到在歷史上大學從來都跟政治分割不開。即便是在二十世紀，中國就前有五四後有六四；歐美六十年代末有席捲各地的學運（其中尤以法國的五月風暴最為著名）；香港亦在六、七十年代經歷學運的火紅年代。就算現在，放眼全球，仍可見不少地方如印度、印尼、馬來西亞、以色列等的大學，都與現實各種政治立場乃至政治黨派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究竟大學與政治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下面只能是一個初步思考。

（1）首先，仍必須堅守學術獨立於政治之外，以保持追求知識或真理的學術自由，否則大學只會墮落為政治工具，永無成就卓越的可能。

（2）但學術應與政治無涉，卻不等於大學能獨身於政治以外。大學作為社會體制的重要一環，本身就在政治之中。因而面對政治世界中的各種主張，大學要做的不是迴避，而是一本學術探究的理性精神，努力營造一個可以讓不同政治學說辯駁競勝、激濁揚清的環境。而這同時亦可以作為大學生的公民教育，鼓勵他們對政治問題必得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切忌人云亦云。

（3）大學既以捍衞學術自由為鵠的，而學術自由是開放社會所肯定的種種自由之一，則大學本身對維護公民社會的自由、平等、權利、公義等普世價值亦必責無旁貸。

（4）問題是在一個特殊的政治社會境況中，如何落實普世價值，往往會有不同的政治主張。對此，大學卻應警惕不可公然支持某一立場，以免捲入政治紛爭，甚至變成替某些政黨張目。換言之，大學對公然破壞普世價值者必予以譴責，但對如何落實普世價值的不同觀點則應保持中立。此中的分寸儘管不易拿捏，卻必須努力為之。

最後，大學在一切社會角色之外還有一個最根本的責任，就是仁愛關懷它的學生，將他們作育成材。在今天香港如斯動盪的局面，段崇智校長維護被捕學生權益的公開信是其惻隱之仁的流露；一眾校長在抗爭學生與警察爆發衝突時努力調解以求保護學生亦是彼等惻隱之仁的流露。必須知道，這是仁愛而不是溺愛，前者是本乎理性的公心，後者是發自徇己的私心。

不過這些仁愛的表現看來仍遠不足夠，現在我們還是看着學生一步步的踏上絕路走向悲劇。既知和平解局的關鍵（即積極回應社會訴求）在香港政府亦在北京政府，則大學全體凡有惻隱之心者是否當放下不同政見立場，為學生謀一生路，全力向香港政府施壓、向北京政府申訴和平解局的迫切性。終筆之際，理大之圍仍未解，只望學生勿輕言犧牲，終能平安渡過。

——節錄自十二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