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中國政府近年大灑銀彈開展唱好「中國故事」的大外宣，然而在國際舞台影響力日增的同時，西方國家的恐懼亦與日俱增。武漢肺炎就如一個催化劑，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內的新仇舊恨。疫情始終會消失，但偏見、歧視卻會深植人心！

李潤茵 本刊記者

不經不覺，許漢離鄉別井已經6年。他來自中國成都，目前定居奧斯陸（Oslo）。今年春節回鄉度歲，重返歐洲時，卻在已視為家的挪威，罕有遇上不禮貌對待。

從機場搭車回家，路程不遙遠，但對許漢來說，卻漫長難耐──「你從中國回來嗎？」有名挪威年輕人出言不遜，夾雜粗言穢語，不斷質問許漢。兩人相隔兩三排距雜，男子聲音響遍車箱，其後對方看見自己行李箱，有些中文字就驚惶失色道：Oh My God！隨即用毛衣衣領掩着口鼻。

許漢形容，自己的痛苦經歷只屬冰山一角。隨着武漢肺炎蔓延全球，中國人遭排擠現象與日俱增；單單是朋友圈內，他耳聞個案起碼再多三例：同樣是挪威，有留學生到藥房買口罩，卻被店員哄走、指罵「中國人滾」；在法國，有朋友到巴黎公幹，當地酒店卻單方面取消預約，「因為他們是中國人」；在德國，有中國學生被打，相信是初則口角，繼而動武……。

自己人歧視自己人

因為恐懼病毒，世界原為中國人打開的大門，現在不同國家都陸續關上──中東科威特禁止中國旅客入境，許多西方國家則停飛中國航班，「兄弟邦」北韓更是如臨大敵，1月中已果斷宣布「無限期禁止中國遊客」；亞洲鄰國紛紛「自保」，南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數十萬人網上聯署，呼籲禁止中國公民入境，政府亦作出相應措施。

民間則自發築起「圍牆」。在香港，有食肆標明「只招待香港人」，顧客落單時暫不招待普通話，被質疑為歧視；但原來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Stockholm）有中菜館，甚至直接貼出告示「不接待中國人」，不過許漢表示：「其實該餐廳的老闆都是中國人。」

這種恐懼甚至蔓延職場。悠長假期終於結束，許漢回到挪威辦公室，以往與當地同事久別重聚，他們習慣都是先來一個擁抱；但因為一場疫症，這次的重聚顯得格外冷漠。「有位很親近的同事，拒絕與我擁抱，後來其他同事告訴我，因為他害怕我。」許漢憶述。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最早起源於武漢，初期報道，源頭為當地野味市場；基於防疫理由，不同地區因而制定措施，特別針對武漢人，甚至湖北人，其後波及普遍中國人，甚至全球華人，連亞洲人都無辜受累──例如在斯里蘭卡，有新加坡遊客因黃皮膚，被當作中國人而禁止攀登Ella Rock。

西方對中國存在偏見，並非新現象。許漢憶述，初到挪威留學時，曾經有當地同學得悉自己來自中國後，態度旋即180度轉變，例如會問「你吃不吃狗肉」這類莫名其妙的問題；然而，今次新型冠狀病毒觸發的「排華潮」，卻夾雜更多複雜情緒、新仇舊恨。

「黃禍」vs「民族復興」

翻開西方報章，辱華字眼推陳出新。歷史罵名如「東亞病夫」，重現《華爾街日報》；與此同時，疫症助長的偏見湧現，例如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刊登「五星病毒旗」諷刺中國「製毒」，日本則有人稱中國人為「生物恐怖分子」。許漢無奈表示：「巴黎大街上，中國人被叫作virus（病毒）。」

法國《皮卡爾信使報》（Le Courrier Picard），此前報道中國疫情，用上「黃禍」（Le péril jaune）標題，引起軒然大波。

「黃禍論」歷史悠久，十三世紀在歐洲出現，當時蒙古人不斷擴張，俄國人遂稱中國為「來自東方的巨大危險」；後來，德國威廉二世（William II）以此論為藉口，宣稱中國等東方民族，對歐洲構成威脅，合理化西方帝國殖民主義。

十九世紀的「黃禍」隱含貶低中國為「野蠻人」（barbarian）。其時為清末民初，內憂外患、饑荒連年，中國根本無法「威脅」他人，依然遭西方視為「禍」；諷刺的是，來到二十一世紀，連國家主席習近平都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黃禍」這個喪權辱國的名稱，卻捲土重來，「在部分人眼中，中國人未完全文明（completely civilized）」，馬曉冉博士（Maria Adele Carrai）說。她是位漢學家，目前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副研究學者。

接受本刊電話訪問時，她分析新黃禍涉及兩個層面：一、西方的確視「中國經濟崛起」為威脅而感到恐懼；二、部分人仍然認為，中國人不文明。而在武漢肺炎爆發後，外國社交平台確實嘲笑中國人什麼都吃，諷刺食野味民智未開。

「即使沒有新型冠狀病毒，對中國的恐懼原先已經存在。」馬曉冉認為，新黃禍是「中國威脅論」的延伸，近年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與不同國家的政治對峙和經濟糾紛，其實為各國帶來很大焦慮，「恐懼本來很抽象，病毒卻是很具體」。不同地區遂在「舊恨」與「新毒」交替下，產生了排華行為。

「大外宣」失敗

中國要檢討自我形象。參考民調，儘管中國對世界影響力，近年與日俱增，但好感度卻每況愈下﹝見表﹞，顯然與官方意願相背馳。

八十年代，鄧小平原本制定「韜光養晦」外交路線；自從美國發生911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角色起微妙變化；近十年，國策已經改為建立「國際政經新秩序」。

武肺爆發後，世界衞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被指立場親中。間接顯示出中國爭取「國際規則制定權」有一定成果。

目前，在聯合國15個專門組織中，4個機構的總幹事，便是由中國任命，包括國際電訊聯盟，而中國下一步，更在覬覦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樹立形象另一大項目，還有中國政府自2009年起，投入450億人民幣的「大外宣」（即「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計劃最大目標，就是重塑中國形象，務求做到習近平的方針──「說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國際組織「自由之家」就曾經歸納出，「大外宣」會利用四招：一、建立新媒體，即俗稱「假外媒」，例如隸屬官媒CGTN，並在遭中國境內封鎖的社交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及YouTube等，開設粉絲專頁；二、在外媒落廣告，例如定期在《華爾街日報》，付費刊登中國觀點文章；三、「餵料」給外媒，《金融時報》曾經統計，中國央視至少向1700 個小型外國新聞機構，免費提供節目影片；四、購買外媒，俗稱「借船出海」，例如墨西哥及芬蘭都有中資註冊新聞機構。

不過，恐怕中國政府只會「貼錢買難受」﹝見圖﹞。其一、西方媒體落井下石，報道武漢肺炎時有煽動「排華」情緒的嫌疑；其二、用「大外宣」改變形象非對症下藥，「西方感到受威脅，不會因為公關而消除」。馬曉冉表示，中國形象差根源在於政治體制：「西方奉行民主，中國則是專制國家。」

武漢肺炎更加深這種負面形象。「疫情正正反映出中國專制統治，無法吸取沙士（SARS）教訓，仍然隱瞞早期疫情資訊，最終導致病毒擴散全球」，馬曉冉續道，反為李文亮醫生則成為了「英雄」，「他因新型冠狀病毒而犧牲，卻遭中國政府滅聲」。

未來恐變孤島

世界在歧視中國時，中國新一代跟世界也自我隔離。「之前不是很流行Dolly Parton Challenge嗎？有位中國朋友問我，究竟那四格圖是什麼？」那是按不同社交平台，合併四張不同風格的相片，但許漢發現很難解釋：「因為中國沒有Facebook、Linkedin、Instagram和Tinder。」

這位「八十後」更擔心中國「零零後」跟世界脫軌。「小時候在中國，我們都是看迪士尼，跟同齡歐洲人聊天，其實有共同話題；反觀年輕一代，他們更多看國產，對世界沒甚了解，現在亦懶得『翻牆』。」而隨着中美全方位競賽，美方亦已採取措施，限制中國人才計劃，對後者接軌世界，將構成負面影響。

（為保障受訪者身份，許漢為化名。）

——原文請閱三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