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當談及下一場瘟疫，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何時發生——Netflix紀錄片《流感來襲》（Pandemic）正在熱播，非常應景，這句註腳，相信港大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吳易叡不會反對。近十年，流行病爆發愈發頻繁，據世衞（WHO）統計，單單2011至2017年間，全球流行病事件便達到1307例，分布於172個國家。

「歷史就是這樣子演進，我們無法避免。」禽流感、SARS、豬流感、中東呼吸綜合症、伊波拉，現在是新型冠狀病毒。回溯歷史，20世紀幾乎長達半世紀，香港都要與各疫症搏鬥，從鼠疫、天花、傷寒，到瘧疾和霍亂。

經濟共同體＝細菌共同體

吳易叡被稱為「醫學史達人」，他原本在台灣讀醫，後來走去讀歷史，是英國牛津大學醫學史博士。從醫學史角度，發現疫症爆發與人口流動有關。「因為人是經濟動物，會做生意、移動往來，經濟共同體等於細菌共同體。」最經典例子，莫過於伊斯蘭教聖地麥加的霍亂（Cholera）疫症。

話說1881年，霍亂最先在印度境內流行，當時很多香客會到麥加朝聖，所以將霍亂病，也傳到埃及一帶、亞歷山大港等地區，導致死亡人數高達5.8萬；然後，朝聖者又回歸各地，病毒遂擴散至尼羅河沿岸，即非州國家及中東；

另一邊廂，埃及通過水路將病毒傳至歐洲，結果意大利死5000人，法國死5000人，重災區的西班牙，死超過6萬。霍亂步步進逼，向德國漢堡進發，結果當地死9000人；隔着英倫海峽的英國，因為嚴格執行自來水管理，以及飲水消毒，所以才倖免於難。

人與人接觸愈多、移動範圍愈廣，疫症爆發機會愈高。「人類是部分病菌的自然宿主，我們都是帶菌者（carrier），但能和平相處就不會生病；不過，當我們去到更遠的地方，接觸到不習慣的病原體，那時候就會產生疾病，因為身體沒有免疫力。」人與人接觸以外，人與不同物種接觸，試圖改變原來生活方式、習慣，以至試圖改變大自然，都是風險所在。

歐洲人征服美洲是最好的歷史證明。美洲原住民人數銳減，主要原因不是白人屠殺，而是他們所帶來的傳染病。這與經濟資源結構有關，因為美洲缺乏大型哺乳類家畜，所以原住民沒有相關抗體。

在歐亞大陸，豢養牲畜很普遍；但在美洲，80%大型哺乳動物，在冰河時期已經滅絕，所以能被馴化的動物寥寥可數，遑論群聚疾病主要來源豬和牛。

舊世界的病菌很多來自牲畜，例如人類感冒就是源自豬的病毒，但美洲原居民從未接觸過這類病原體，所以對這類疾病一點抵抗力都沒有！更可怕是，那些他們從未接觸過的病菌，往往是致命的，而且多不勝數：天花、流行性感冒、瘧疾、鼠疫、肺結核……

結果，下場很慘烈。《槍炮、病菌與鋼鐵》記載：十九世紀，北美大平原上，有一支曼丹族，乃高度文化的印第安部落；1837年，有艘從聖路易沿密蘇里河開來的汽船，帶來了天花病毒，結果不出數周，原本曼丹族人口2000，一下子死剩少於40個遺民。考古學亦顯示，美洲本來有2000萬印第安人，自從哥倫布登陸後，人口急降達95%；據估計，95%北美洲原居民，死於白人帶來的天花、痳疹。

非必要流動

凡此歷史案例，對當代有何啟示？零三年，沙士爆發已是近代「人口流動」所致——起因於一位廣州退休教授，入住京華酒店，結果病毒由廣州經香港傳播全世界。只是疫情過後，中港人口流動反為更活躍，陸續落實CEPA、放寬自由行、建港珠澳大橋等，近年還有高鐵開通，通通都與沙士教訓背道而馳。今次，初期武漢肺炎的確診個案，主要輸港渠道就是高鐵。

現代人很多「流動」，在吳易叡眼中，認為都是非必要的，「開會已經可以用Zoom！（線上視像會議應用程式）」

他補充，人口流動表面是遊客最多，但染病風險最高群組，其實都在陽光底下——人口販賣和難民，「他們是『幽靈人口』，即使患病都無法統計，所以更難掌握」。

隨着全球化來臨，交通基建日趨發達，人口流動只會愈來愈高。但「全球化」是雙刃劍。一方面，人與人溝通更方便、資訊傳播更快速、即時；另一方面，發展到一定程度會出現「瓶頸效應」——地區過於依賴進口，導致本地經濟結構失衡，無法自給自足。

吳易叡認為，這會給控疫帶來兩難局面：要截斷病源，就要截斷交通；但失去交通，物流就會受阻，糧食供應都成問題。

全球化不可逆轉，意味疫症頻發也難以逆轉。還有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有14億人口，城鄉居民緊密來往，全球50個大都市，14個在中國，還要屠宰場遍布全國，這意味着人畜共患感染風險特別高；眼前的新型冠狀病毒，有機會成為下一個流行病……

話雖如此，但也不必過度驚慌，只需保持警惕。這位醫學史專家相信，在公共衛生危機當中，社會需要兩大基礎：善治（good governance）和公民性。「善治最需要透明度，公民性則在於提升人民素質，讓公民知道在危機當中，自己需要做什麼。」兩者均需長時間培養，吳易叡總結說：「全球化下，人類要改變態度，準備與細菌共存。」

——原文請閱三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