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倒逼轉型 重建「世界的香港」
2020年3月30日

曾幾何時,世界興起一股學習香港的熱潮,包括中東杜拜、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北韓新義州等等;今時今日,香港社會撕裂,官民關係勢如水火,深層次矛盾浮現,一場社會運動加上新冠肺災更如「最後一根稻草」,疫後如何走出困局?有學者建議,香港要認清自己優勢,回歸「國際線」,重建「世界的香港」。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新冠肺炎肆虐下,扎根香港40年的大眾書局也支持不住,全線結業。

市面血雨腥風,業界叫苦連天;過往依賴自由行的旅遊、零售、餐飲業首當其衝,結業潮湧現;上月政府公布失業率升至3.7%,九年新高,分析指未來將達5%至7%;彭博經濟學家預測,香港首季GDP同比萎縮11.2%,未來「V形」反彈機會渺茫。

17年前,沙士同樣捲起「超級寒冬」,但在自由行帶動下,經濟瞬間復甦,為何如今不能仿效?

「過去大半年中港矛盾加劇,往後會有這麼多人流嗎?」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李家翹接受本刊專訪時分析,香港難走回頭路有三大原因:一、03年大陸經濟起飛,消費意欲高,今次受疫情沉重打擊,未必再有資金流入香港;二、重推自由行,本地民間情緒將反彈;三、中港互相敵視下,大陸客不一定回流消費。

雖則自由行相關的行業,佔香港GDP比例不高,但聘用數十萬人,若大陸人訪港數量劇減,勢必影響多人「飯碗」〔圖一〕,民間再度響起經濟轉型的呼聲。去年,港大經濟學院院長蔡洪濱便撰文提醒,本港單一的產業結構「疲態盡顯」,核心產業支柱如金融服務和貿易物流,受去中介化影響,增長乏力,急需轉型。

除了經濟因素,產業單一加劇社會撕裂,深層次矛盾浮現,連中央亦不得不發聲。繼05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重提香港深層次矛盾,其後官媒新華社說得更直接,指反修例運動背後反映社會矛盾及問題,包括實質工資增長落後大陸、台灣、澳門,樓價高企,貧富差距擴大等,批評港府教條式執行「小政府、大市場」理念,直指「產業空心化是青年上升通道日漸狹窄的主因之一」。

經濟轉型 淪為空談

內外交困,經濟轉型比過去二十多年來得更迫在眉睫。回望歷史,政府也不想坐以待斃,例如時任特首董建華提出中藥港、數碼港;曾蔭權放眼六大產業,惟數據最誠實,今日傳統四大支柱動搖不了,經濟轉型淪為泛泛而談〔圖二〕。

每次提及香港經濟轉型,總有意見「潑冷水」指缺地、缺人、缺資源。事實上,有一個地方,比香港面積更細、人口更少,缺乏天然資源,卻有高端製造業、全球第三大煉油中心、強大再造水技術,市民收入中位數高香港近一半⋯⋯,此地是相距約四小時機程的新加坡。

「香港資源優勝於新加坡,為何我們愈走愈窄,他們愈走愈闊?」李家翹長期研究中港關係、政治地理學,認為分別在於「世界的香港」逐漸褪色,以及從政者意志強弱。

李家翹經常形容香港為眾多「線」滙合而成的「點」。當年受惠自由港措施,與各國頻繁交流,慢慢發展成遠東重要樞紐,本應立足世界,協助中西融合、開拓市場。遺憾的是,回歸後港府並未善用國際優勢,飯來張口等中央規劃,沒想過香港的世界地位愈高,反而愈有利中國發展。

結果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果不只是配合國家規劃,香港選擇更多。」李家翹表示,發展「中國香港」與「世界香港」並非不能共存,關鍵是如何平衡,「政府不斷吹噓自己是國際金融中心,實際一直從世界中拉走自己」。

云云改變中,李家翹最深刻是香港在國際組織的位置。因《基本法》保障,香港能以獨立角色立足國際舞台,地位甚至比台灣高,但近年除了減少參與,同時模糊自己角色。他以APEC為例,香港擁有獨立會員資格,理應與別國平起平坐,如今卻刻意表現從屬中國,卑躬屈膝,不利展示香港獨特的國際地位,又斷言按此走勢,不足二十年將失去國際地位。

話音甫落,上月港府經常掛在嘴邊、連續25年蟬聯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首次遭新加坡奪走,報告指中港於貿易、金融、旅遊日益融合,經濟自由風險相應增加。

港官不如大陸積極

「上海、深圳都比香港進取,中央好期待他們提出新計劃。」李家翹說,改革開放以來,地方官大多根據本地優勢制定計劃,再尋求中央首肯;部分地方甚至「打擦邊球」,做了才算,爭取最佳政績。奈何港官不諳大陸官場文化,以為「做好呢份工」足矣,錯失「一國兩制」的靈活空間,「中央要管很多事,決定有局限。香港應主動游說中央,提出新思維,而非聽指令」。

最佳例子莫過於「改革第一村」。1970年代末,安徽鳳陽縣官員不忍心鄉民捱餓,私下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結果五谷豐登,各地效法,成為後來的土地承包制度。

其次是政府「AO思維」欠長遠目光。「歷屆政府基本上都沒視野,只談中港融合,沒有想如何安身立命。」李家翹慨嘆,官員因循苟且,只懂跟程序,務求四平八穩,加上自我中心,最後拖垮香港。「香港有很多叻人,應該大膽用年輕、有視野的人。可惜中央相信的,正是官場上最混沌的一班人。」

回歸現實,疫後香港何去何從,李家翹呼籲回歸基本步,善用原有優勢,切勿人云亦云。他提出兩個例子:第一,借助良好的基礎研究,建立知識轉移平台。以今次疫情為例,香港相鄰大陸,人口密集,但相比全球發達經濟體,感染及死亡人數明顯偏低,而且沒有封鎖城市、交通、物流,「你有03年與今次的公共衞生經驗,為何不研究抗疫模式,輸出世界?不用花很多錢,對人類都有很大貢獻。」

另一例子是研究海水化淡技術,一來紓緩本地食水需要,二來全球陷食水危機,技術有市場需求,「你用一千億起高鐵,已可建成十多間化淡廠(編按:將落成的將軍澳海水化淡廠造價約90億)」。第二,香港制度行之有效,深受世界信賴;製藥講求檢疫制度、安全,可借此優勢建立本地藥廠。

——原文請閱四月份《信報財經月刊》小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