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副校衞炳江:佛系難創業 怕失敗難創新
2020年4月1日

撰文:鄭雲風、李潤茵 本刊記者

「雖然部機由香港人造出來,但最後會貼着『Made in China』,不是『Made in Hong Kong』。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文遜,是理大牽頭的病毒快速測試系統的參與者之一,道出香港政府零支援,惟有北上的困局。

自新冠肺炎爆發後,理大相繼推出「可重用口罩」及「1小時快速測試機」等自家發明,研發讓人眼前一亮,後者更獲騰訊馬化騰肯定,唯獨是不獲港府垂青。

大學科研走不出校門?理大常務及學務副校長衞炳江這位局中人,當年曾追問多項科研成果落選原因,透露其中死因或是「研究未必需要」;今天理大這部測試機,能夠在1小時內,檢測到40種病菌,包括新型冠狀病毒,而且收費相宜,簡直急市民所急!衞炳江坦言:「不獲批當然失望,但理解對方決定。」

風險承受能力低

衞炳江都擔任過審批委員,很熟悉本地創科政策,先跟記者談起一段往事──回到九十年代,已故著名物理學家田長霖教授,在本港出任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時,其首份報告已經建議政府,設立創新及科技基金,而首筆撥款則設定為50億港元。

衞炳江說:「起初,田長霖教授還以為這筆錢,香港3年已經用完,豈料足足用了12年。」為什麼派足12年呢?「因為怕批錯!」

他認為,這涉及風險管理能力。創科老生常談「高投資、高風險、高回報」,衞炳江強調,三者其實並非必然關係,指出:「高投資可以高回報,但高風險都可以無回報!」所以,過去有一段時間,香港很流行說「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而實際上,這個咒語今天還未消失。

目前,香港的大學研究經費主要還是來自政府;不過,政府審批思維卻保守,傾向資助平穩項目,原因很簡單:「怕失敗」──「我們經常說『官產學研』,政府負責拆牆鬆綁,不過面對失敗,政府承受力不高。」

政府審批要承擔政治風險。衞炳江分析,香港回歸後講究問責,制度原意良好,只是套落創科撥款,問題在項目一失敗,當局會動輒得咎,有「浪費公帑」之嫌,久而久之變得保守、不敢冒險。「什麼是風險呢?正是不知道成敗啊!一眼望得出會贏,已經不會賺大錢了!社會的確要明白,創業成功的例子,香港比例真是不多。」衞炳江笑言:「無投資就一定無回報!世上沒有『佛系創業』的人。」

美國教授得9個月糧

整體社會氛圍如此。衞炳光本人研究光纖通訊,回流香港任教前,曾在美國生活逾十載;他坦言回港早期,都需要時間適應,因為文化很不同──「在美國,物理工程研究生當中,為數不少畢業後會做生意;在香港呢?研究生其實手持許多技術,但這批畢業生,個個打算當教授〔見圖〕。」

他引用美國人經常說那句話Those who can, do. And those who can't, teach,「美國崇尚『做事文化』,教授地位沒特別高,跟香港不同」。衞炳光還憶述:「如果美國人對你說This is academic,意思等於話『這沒意思』,因為只有教授才這樣說。」凡此種種無非想說明,美國的文化就是非常鼓勵學術精英跳出象牙塔去實踐,甚至連制度都在配合。

「美國大學行市場機制,教授平均薪酬不高,只會出九個月糧,每年暑假都要惆悵,所以在財政壓力下,有機會驅使他們創業。」相反,香港教授出名高薪厚職,創業的機會成本太高,即使學校願意停薪留職,本地教授都不大熱中,原因無非是有數得計:「生意始終有風險,失敗後重執教鞭,猶如逆水行舟,升遷落後於人;即使生意成功,對升遷都無分加。」

香港人安於「舒適圈」,衞炳光有感而發:「搏殺心是低了!」這位成長於七十年代的學者說:「當年,升中試已淘汰半班同學,只能打工廠工,後來才有九年免費教育,很多港人居住環境都很差,我就在葵涌乙型屋邨長大的。不過,那年代人們普遍肯搏,與今天社會氛圍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