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疫轉全球化 溫州模式受衝擊
2020年4月8日

新冠肺炎將令積弱的歐洲經濟病入膏肓、排外民粹情緒火上加油。近年,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中國致力拉攏歐洲抗衡美國的保護主義。目前,歐盟是中國最大貿易夥伴,以溫州商人為代表的華商也早已植根當地,但始料不及的疫情勢激化歐洲內部反全球化呼聲,也為中歐合作帶來重大阻力。

黃愛琴本刊記者

意大利死亡個案超越中國,累計逾四千宗。不少人疑惑,為何這個遠離中國的地中海國家,會成為第二大疫國?原因眾說紛紜,而最尖銳的矛頭,直指境內溫州移民。

浙江溫州是繼武漢後的另一個中國重災區,也是湖北省以外第一個宣布封城的城市,原因與18萬溫州人在武漢經商和工作有關。而在意大利,光是合法居留的溫州移民,就已經超過30萬人,佔當地華僑七成,返鄉過年者為數不少。

自意國出現首宗死亡個案後,「華僑就是零號感染者」的傳言甚囂塵上,接連發生數十宗排華事件。姍姍來遲的政府消息卻澄清,意大利首兩宗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對來自武漢的夫婦,兩人於1月23日隨旅行團抵達米蘭。不過,《時代》雜誌揭露,意大利北部可能早於1月中已出現本土感染,因為當時因肺炎入院的病人激增,卻被當作普通流感處理。

真正的病源難以追查,是否率先由四處經商的溫州人帶入意大利更無從稽考。不過,不爭的事實是,意大利爆發重大疫情後,很多淅江的個案卻由意大利掉轉輸入。意大利普拉托華商會網站於3月9日上載的通告直白道出:「近日已發現有部分僑胞刻意隱瞞自己的行蹤和健康狀況,登機歸國⋯⋯。」

地下經濟惹禍

溫商在意大利經營超過6萬家企業,是某些區域的經濟支柱,有人懷疑這種利益關係,令意大利政府「隻眼開、隻眼閉」。有人問,為什麼溫州華僑不在意大利求醫?「地下經濟」可能是最接近的答案,最佳例子是普拉托(Prato)。

這個距離米蘭兩小時車程的小鎮,有數百家溫州紡織廠,不枉「意大利溫州城」的稱號。透不進一絲陽光,在用木板隨意搭建的雜亂工作間,來自溫州的工人們馬不停蹄地縫製衣服,即使到了凌晨,「機杼」聲仍密集如盛夏的蟬鳴。

當地媒體常把這些小作坊稱為「血汗工廠」,視為一種勞工剝削,但懷着強烈致富夢的溫州工人,卻甘之如貽。

「就算是管理層,有些溫州人都比意大利人勤力太多了!」在普拉托經營服裝設計工作坊的意大利人Ian(化名)對本刊透露,目前普拉托最少有六成製衣廠屬於溫商。

官方資料顯示,該鎮於1989年只有38名溫州人,現已增至3萬,佔總人口一成。但公開的秘密是,此數字未包括約2萬名溫州黑工,他們的工資只是意大利人的十分之一,食宿均在廠房進行。部分溫州廠商還涉嫌偷稅漏稅,曾有工廠被搜出大量來歷不明的現金;為逃避稅務檢查,亦有公司每兩年破產一次。

除了語言、文化不同,這種灰色的存在,令溫州人傾向悶聲發大財,少與意大利人交往,而情感和金錢需要,則全靠同鄉網絡支援。

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普拉托曾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紡織重鎮,但八十年代末深受全球化的衝擊,企業紛紛倒閉。原本在普拉托打工的溫州人乘機接手經營,召來內地親友,出賣人力資本,以極低成本、製作質量不高的低價產品,並貼上Made in Italy的標籤,成功拯救當地經濟。

如果說中國是世界工廠,那麼溫州人則成功將「中國世界工廠」在全球各地複製,成為另類的全球化模式,藉此規避日益高漲的貿易保護主義。

Ian的設計公司承接溫州商人的設計訂單,是直接得益者。他說:「溫州工廠有兩種,一種是製作高級紡織品,是意大利人的競爭對手。另一種是製作低價產品,專門賣給意大利的低下階層或者作為遊客手信。在普拉托,絕大部分是後者。」

溫州人四海行商,被稱為「中國猶太人」,早於「一帶一路」出現前40年,他們已經踏上「海上絲綢之路」,三分之二(約80萬人)聚居歐洲。據說,他們靠「三把刀」站穩陣腳:菜刀(開餐館)、剪刀(服裝、布料、皮包)、剃头刀(理髮)。

在意大利,除了人力密集的輕工業,溫州人還進軍零售、餐飲領域。港人羅嘉進曾於2003年到意大利留學,現在每年到當地做生意,親身見證此一改變。「意大利各大遊客區,許多商店都是中國人話事。火車站內的咖啡店,窄巷中的皮革小店,也已易主為華人二代。」他表示,意國人口老化,年輕一代不願意接手需要辛苦經營的家族企業。不過,在食品加工和重工業,意大利人仍佔主導地位。

法國亦有大量溫州人。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陳秀琼(Emilie)指出,法國有60萬華人,當中約一半為中國改革開放後蜂擁而至的溫州人。「因為那時溫州很窮,他們就來投靠早期已移民到法國的親戚。」

本身為法國華僑的Emilie續指,華人家庭在法國經營3.5萬間中小企,包括餐廳、煙草、服裝、皮革和貿易。「他們無處不在,可以說,華人成功融入了法國社會。」

不過,09年歐債危機後,歐洲各國經濟轉差,加上難民危機,民粹政府陸續上場,令排外主義日盛,華人亦受牽連。在普拉托,從2009年起,溫州人不時被批評「搶本地人飯碗」、「違規經營」、「生產劣質產品」、「勾結黑幫」等。

「經濟轉差往往是民粹主義的助燃料。」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講師Stivas Dionysios推測,疫情過後,歐洲失業率會增加,移民問題加劇,助長民粹右翼;而生產癱瘓、稅收銳減,或令政府削減社會福利,極端左翼亦將冒起。「不論是左翼民粹還是右翼民粹,都會反全球化、反歐盟。」

植根當地的低端溫州全球模式預料將首先成為歐洲這一波「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打擊對象,矢志進軍歐洲的中國大企業今後亦將舉步維艱。

——節錄自《信報財經月刊》4月號《疫市大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