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紐倫港不再

2008年，《時代》雜誌創造了一個新詞「紐倫港」（Ny-Lon-Kong），將紐約、倫敦及香港並列，剖析三個城市如何因相通的經濟文化而互相聯繫，視為全球化的典範。12年過去，從分數來看，香港恐怕要被「取消資格」。

由英國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於最新一期大跌34分後，排名三甲不入〔表一〕。

新鮮出爐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全球競爭力報告》同樣差強人意。香港由第二位，跌至第五位；報告指出，排名受挫源於經濟表現下跌、政治動盪加劇、社會凝聚力減弱及受中國經濟影響。

原以為穩如磐石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今罕見告急，香港前景再現暗湧。英國全球政策與分析智庫「歐亞未來」負責人Adam Garrie，去年7月撰文重提「亞洲威尼斯」，借中世紀時期，威尼斯由盛轉衰，教訓港人無法適應轉變，極端示威將經濟拖入深淵。

自爆發反修例運動，香港內憂外患。黃藍撕裂社會外，還無辜捲入中美糾紛。踏入2020年，疫情疑慮未散，港版《國安法》立法再為國際金融中心蒙上陰影。香港曾被譽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會否難逃威尼斯命運，淪為博物館？

今天靠Gelato及彩色琉璃招徠觀光客、依賴旅遊業的威尼斯，與香港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900年前，威尼斯都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軌跡更與香港不謀而合。

威尼斯之死

位處地中海的威尼斯，與香港同樣是港口城市。當時，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是獨立的自由城邦，有一個由1200到2000名貴族控制的政府，由「公民大會」（General Assembly）選出總督（doge）。大會雖則全民出席，實際都是豪門主宰，總督由三大家族包辦。號稱民主，實為世襲。

在中古世紀，威尼斯是世上最有錢的地方，起初都是由難民建成。歷史學者麥登（Thomas F. Madden）在著作《威尼斯共和國》（Venice: A New History）記載，西元402年，蠻族哥德人（Goths）南侵，百姓紛紛逃到潟湖自保，就是威尼斯。

與香港同樣先天不足，威尼斯土地稀少。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絕大部分是農業經濟，交易仰賴以物易物。既然沒有豐富資源，只能靠貿易起家。威尼斯的興起，就在歷史因緣際會下發生。

這個時期，百年戰爭正蹂躪歐洲，威尼斯都是處於大國中──徘徊在東羅馬帝國及鄂圖曼帝國夾縫之間。不過，有危亦有機，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威尼斯外，還有君士坦丁堡，後者作為東羅馬帝國首都，重心在於政治，相反威尼斯專注經濟，更因靠近中東，而成為交通樞紐。

為保自身利益，威尼斯人很務實，透過協商談判，跟大國討價還價，即使作為東羅馬帝國附屬國，仍能在土耳其人勢力下，控制歐洲和東方的通商；內部則落實政改，帶動了制度創新，例如法律上，產生獨立的法官、法庭和上訴庭等；金融上，則催生現代銀行的雛形，進一步完善營商環境，結果到1082年，威尼斯連在首都也有僑民區，獲大量經商特許權。

直至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威尼斯逐漸步向衰落，1797年更被拿破崙所滅，中心地位一去不返！

儘管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威尼斯雄霸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長達200年。現代金融來自歐洲，孕育過許多金融中心〔圖一〕。回溯歷史，國際金融中心興起，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世界進入海運時代，帶動商貿經濟，一個環球交易所遂應運而生，威尼斯、安特衞普、熱那亞及阿姆斯特丹雖非大國，但都能在歷史關鍵時刻，吸納世界人才，其衰落往往亦與人才流失有關。

由此可見，無論古今中外，要符合「國際」這項條件，萬變不離其宗是「開放及多元」，法國金融史專家郭保勝（Oliver Coispeau）便形容，威尼斯影響力「超越邊界」。

事實上，香港也沒有「邊界」概念。中大政治與行政系講師李家翹向本刊說，英國人自1842年，已經將香港定義為「自由港」，意味「各方利益都可滙聚於此」。

制度「慢性自殺」

不過，東亞利益布局正逐漸改變。李家翹形容，港版《國安法》猶如「頸圈」，是中國套給美國的；反觀「主場」所在的香港，如同當年前途談判，都沒有角色可扮演。

他分析，在北京眼中，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相當敵意，所以港版《國安法》意在反擊。「香港的處境很視乎中美關係。交好就寬待，交惡就成『出氣袋』，因北京從來都是在意香港背後的美國，即所謂『西方勢力』。」

6月初，美國商會就港版《國安法》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六成美企感到憂慮，甚至近三成考慮立法後撤資〔圖二〕。「當香港步向中國體制，優勢將會慢慢消失，外資寧願考慮搬返大陸，畢竟生意成本較低」，在美國工作多年的港大經濟學教授鄧希煒預計，未來5至10年國際資金將逐漸流走。

國際金融中心是怎樣毀掉的？真相往往是「慢性自殺」。著有《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的麻省理工經濟學者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曾經剖析威尼斯興衰，一針見血指出，「死因」是推翻原有政經制度。

皆因他認為，威尼斯的經濟能夠擴張，很大程度歸功於連串的契約創新，例如發明了「有限責任合夥關係」（意大利文為colleganza），也就是合股公司的前身。模式是兩個合夥人，一個「在地」駐守威尼斯，一個「在海」跟船出航。前者出資、後者押運，損失按投資比例分擔，盈利則按合同條款分享。

這種模式為當時社會提供上流機會，無抵押的年輕人得以白手興家。翻查文獻，這類合同記載許多新名字，原本他們都並非屬於威尼斯的精英階層，新名字在960年、971年及982年佔比，分別就有69%、81%及65%。

不過每多一批年輕創業家，亦等同分薄建制的既得利益。後者不僅利潤受蠶食，連政治權力都被挑戰，所以他們開始不想接納新人。結果，威尼斯率先關起政治大門，走回世襲老路，同時設立警察，打壓異見者，以鞏固新秩序；

進而連經濟都封閉，先是廢除當初令威尼斯發跡的開放開明制度：「有限責任合夥關係」，後來索性把貿易國有化，由官船包辦，如個人參與貿易，則須繳重稅。阿西莫格魯指出，隨着少數精英壟斷政經，威尼斯的制度變得愈來愈「榨取」，最終踏上衰退末路。

當然，香港不盡相同。不過港版《國安法》最立竿見影，就是動搖長遠信心。「現在，國際學校很多學生都在辦理退學。」鄧希煒表示，許多外籍家長在港逾十年，很早已賺夠錢返老家，轉移資產輕而易舉；從美商會統計看來，外資最大憂慮就是關乎「兩制」〔圖三〕。

「要搞清楚的是，這並非國安法的問題，而是外國如何看待『一國兩制』。」簡單來說是觀感，尤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高調認定，香港不再高度自治後，鄧希煒認為「立國安法」這行為本身，在美資眼中已經等同「一國兩制失效」。

他進一步透露，已經有投行將法律訴訟，移師回本國進行，「他們寧願付更高成本，也不願意繼續留港，處理法律事務了！」

參考威尼斯衰落軌跡，經濟擴張始自十世紀，人口最高峰達11萬，城市規模直逼巴黎，估計是倫敦的三倍；1500年開始轉勢，人口跌至十萬。在1650至1800年間，歐洲整體人口激增，唯威尼斯不進反退，可見氣數已盡。

「香港本來無一物，最大隱憂是人才荒。」資金可以撤出外，財策學會董事謝汝康提醒，本地精英都可以用腳投票。「香港GDP最大貢獻的四個行業中，金融服務及專業人士，僱用人口高達70萬﹝圖四﹞， 他們是最有條件移民，若然都選擇離去，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步向維穩經濟

港版《國安法》生效在即，港府再三派定心丸，安撫市民守法不需擔心，強調只針對一小撮「港獨」分子。「若然法例有鬆緊之分，能夠針對『一小撮人』，本身已非港人熟悉那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了！」李家翹表示憂慮。

而且從制度設計上，他指出即使中央設計得再周詳，制度本身已經產生「既得利益」，例如執行機構，為證明自身存在價值，有機會製造議題，以獲取更多資源，形成內地所謂「維穩經濟學」──「就是靠維穩費搵食，當年中國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到美國後，相傳就有幾百人失業！」

「由於機構本質是處理香港事務，即使能夠自我約束，也不難想像將來有機會出現『篤灰』（即告密），社會因而瀰漫白色恐怖，香港原有的自由氛圍將不復再。」截稿前，最新消息是，中央將在港設國安公署，並由特首指派專門法官。

隨着民族主義全球崛起，世界正經歷「去全球化」，「紐倫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影響力，隨着各國經濟交往、貿易往來減少，必然不如從前。

去年，《華爾街日報》首席經濟評論員葉偉平（Greg Ip）便撰文指出，相信香港將繼續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但隨着中美兩國漸行漸遠，中介人角色將會失色；

彭博專欄作家David Fickling則擔心，「今日香港」會是「昨日上海」。過去，上海都是「亞洲金融首都」，但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量人才便流失至香港。（實習記者沙昊天對本文有貢獻）

——節錄自《信報財經月刊》7月號《別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