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現實世界,有時候互相交雜。2016年,城大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馬家輝,寫下人生首部小說《龍頭鳳尾》,從會黨秘辛談到同性戀;事隔四年,續集《鴛鴦六七四》,在亂世中橫空出世,從抗日談到六七暴動。馬家輝筆下的「香港」,記錄了昔日賴以成功的關鍵——曖昧空間與社會公道,對照當前環境,小說恍如黑色幽默!
撰文:許創彥 本刊特約記者
從前,有一個香港人,叫盧亞貴。
他原本是個海盜,海上作威作福令清廷苦無對策,索性向他賜官招安。奈何,盧亞貴志不在當個小官,他要發大財,遂暗中跑去幫英國人,在鴉片戰爭提供糧水補給。
結果,英國佔領香港後論功行賞,吃盡兩家茶禮的阿貴成為大贏家,獲贈如今上環一大塊地,大模廝樣賣起鴉片、開妓寨、搞煙館來。腰纏萬貫的他不忘發財立品,出錢出力,修築大家耳熟能詳的文武廟。
這就是香港第一個首富的故事;在馬家輝眼中,這就是香港,曖昧而自在。
於是,巴金寫三部曲,茅盾寫三部曲,馬家輝年過半百後也決定寫「香港三部曲」,記錄香港這個他珍而重之的狀態。53歲交出驚艷的處男作《龍頭鳳尾》,講抗日時期,一個黑社會大佬和英國情報官的斷背情仇;57歲的今年寫出《鴛鴦六七四》,刻畫抗日後,五十、六十年代國共大鬥法,堂口第二把手和妻子走過江湖動盪的故事;第三本,他計劃寫警黑風雲的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目標60歲前寫好。尚未動筆,大導演杜琪峰已被吸引買下版權,打算拍成電影。
不過,正當馬家輝在文學世界全神貫注之際,現實世界卻給他開大玩笑:寫第一部曲時,他碰上雨傘運動;寫第二部時,遇到反送中。香港劇變,變得敵我分明,人人被迫表態,「香港」未寫成,「香港已死了!」皆因曖昧死了。
結果,《龍頭鳳尾》和《鴛鴦六七四》同樣的英譯名意外一語成讖:Once Upon A Time In Hong Kong──舊日的香港,果真如「隕石旁的天際」,變得遙不可及。
滿街都是「漢奸」
如今《國安法》殺到,大家都說香港面臨第二次前途危機。可是,在馬家輝看來,香港前途的不確定,早於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時已出現過好多遍。那種「惶恐、焦慮,隨時要走」的狀態,跟香港歷史如影隨形,「是生活在香港的悲哀」。
翻開歷史書: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人擔心日軍什麼時候南下;四十年代,擔心解放軍什麼時候下來;五十年代之後,擔心英國人什麼時候將香港踢回中國……「除了一小眾嚮往新中國的人,從來沒有人相信明天會更好」。
但正因為不確定,昔日香港才孕育出一個獨特的狀態:曖昧。國與國,黑與白,從不涇渭分明,大家自由遊走,在亂世中各師各法生存。正如馬家輝筆下的堂口老大陸南才,表面上幫中國國民政府做事,但背後靠跟英國人合作而壯大,甚至幫過日本人辦事,「大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沒人會逼你表態,問你愛不愛國,抗戰時也不會」。
這豈不是漢奸所為?馬家輝說,香港本來就是「滿街都是『漢奸』」:「從最嚴格的角度來看,97年後上台的高官,個個都幫過英國人做事,有邊個唔係『漢奸』?今時今日德高望重親中人士曾經跟北京講數,問可不可以不收回香港,是否『漢奸』?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這樣的社會,亦是香港一直具活力的地方。」少教條,少紅線,多靈活,「這種曖昧是我在香港最享受,也最珍惜的東西」。
李敖的教誨
然而,曖昧現在打破了;以往的「漢奸」「迷途知返」了,如今開口閉口心繫祖國起來,中間有什麼原因?是真心愛,還是利益盤算?
答案從不純粹。「記住,人的動機有好多種,有些是你知的,有些是你不知的,有些是你知道但不敢承認,有些是你知道但不肯承認。」馬家輝說,這句話是他20歲時,他偶像、已故台灣著名作家李敖叮囑他的。
恰如他第一部小說《龍頭鳳尾》中的杜月笙。1937年,日本鐵蹄攻破上海,「上海灘三大亨」排第三的杜月笙離開上海,來到香港,堅決不做「漢奸」。箇中,固然牽涉家仇國恨,但同時也不能排除夾雜個人利益的盤算:
來港後,杜月笙位居要津,既擔任「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副會長,會長為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在現實世界,會長為蔣夢麟),同時出任「賑濟委員會第九區賑濟事務所」主任,負責接濟從淪陷區南下逃難的國民黨權貴,每個月手握大批從重慶撥調下來的金錢和兵馬。結果,高舉中國人大旗,令他不再是上海的老三;做個勇敢中國人,幫他成為一個名成利就的南霸天。
回顧當下,一批批曾向英女皇効忠的高官權貴,現在紛紛歌唱祖國起來。當然,大聲表態不是問題,但強迫其他人都一同表態就是問題。觀乎現在的香港社會,企業被迫表態;參選的,被迫簽署確認書;做公務員的,被迫宣誓効忠,「不管是口頭還是簽署,真正值得我們厭惡的,就是這種被迫的狀態」。
當然,消滅香港「自古以來」的曖昧空間的,又豈止得愛國陣營?民主陣營亦如是,這是共業:「用現在的術語,除了鬥紅、鬥藍,還有鬥黃,有些人想從指控人家不夠黃,以便顯得自己更黃。」
本來可和諧共處的香港,變得壁壘分明;各陣營的人,又忽然受多個無形枷鎖束縛着,跟隨一個調子行事。水清則無魚,「這會令香港陷入一個好困難的處境」。
Might is Right
馬家輝這兩本小說,除了談曖昧,另一個重點就是公道。「時代越混亂不安,就越要有公道,就算黑社會殺人放火都要講點公道,要不然就沒有盜亦有道這句話。」他概括,公道,「用麻甩佬語言說,就是泥水佬整門,過得到人,過得到自己」。
「大家經常說獅子山精神,說團結、奮鬥,但好少提到公道。你睇《獅子山下》?好多都唔係批評你係有錢佬,係批評你做嘢唔公道!」馬坦言,他這個獅子山時代長大的60後,對公道的重視「入晒血」;如今看到香港公道淪喪,權貴擺出一副「我係咁就係咁」的嘴臉,「強權壓倒真理,might is right,令我擔心不已」。
舉例721,「白衣人」明目張膽襲擊手無寸鐵的市民,事隔一年,仍有大批施襲者逍遙法外,警方堅稱事件起因為「有人帶隊入元朗,從而牽引整件事」。事發時,馬家輝正全速寫《鴛鴦六七四》,看到新聞後火冒三丈,原本刻意抽離的他,也難忍怒火,更不自覺滲進創作。
小說中,有一個叫「飛天東」的黑幫角色,曾雄踞一方,管三角碼頭,最後卻被警察以《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被強行押到大陸鄉間自生自滅,地盤被其他黑幫勢力霸佔。馬家輝向本刊透露,「飛天東」就是影射721手持木棍、及後忽然心臟病發的黑幫大佬「飛天南」。雖然最後「飛天南」手術後無大礙,「但飛天南死唔去咩?我就整死一個飛天東!佢值得一個更糟糕的下場!」
在文學世界,尋回失落的公道,痛快;但同時,也反襯出現實的荒誕,痛心。
故鄉移民
既然香港已死變成事實,學懂抽離就是生存之道。為免被荒唐的新聞、跋扈的官員繼續騷擾情緒,曾經擔任《明報》副總編輯的馬家輝現在也逐漸跟本地新聞保持一段距離,「否則過不了日子」。
他形容自己現在的心態為「故鄉移民」:當自己已移民到台灣或英國,香港只是暫居過渡之處。多點抽身,就少點擔心,「好似有些人說移民到新加坡,那邊豈不更不民主?那為何沒問題?因為那裏發生的唔關己事,咪唔會心痛。」
馬家輝會以這種心態完成第三本小說。曾經是病態賭徒、試過不眠不休豪賭三天的他,給頭兩本小說取的名字,皆為牌九術語,「鴛鴦六七四」更是爛牌中的爛牌,「但我第三本打算叫《雙天至尊》,贏返盡」。
不過,「香港三部曲」涉及不少敏感歷史情節,在《國安法》已生效的今天,怕不怕這舖大殺四方的賭局,未開檔已冚檔?
馬家輝直言,不論發生什麼事,也會繼續寫下去;至於禁與不禁,他管不了:「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禁書,禁得一年,禁不了十年。作為一個認真處理藝術作品的人,總有點自大狂的心態,總深信自己的創作壽命,比一個皇朝或政權的壽命更長。」
「你要當自己永不會死,去定立寫作計劃;但你要好像明天就會死,去着手寫作計劃。」最後,他吐出這句自勉勉人的說話。
——節錄自8月《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