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被問及香港經濟出路，不論是解決就業、房屋、青年向上流，一眾高官總愛拋出一帖治港萬靈藥─粵港澳大灣區。長期觀察香港經濟發展的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卻直指，大灣區不應成為特區另一個不作為的藉口，強調香港必先解決自身結構性痼疾，增強競爭力，往後才能對大灣區發揮作用。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香港經濟有多嚴峻？單憑一組數據已見端倪。根據特區最新預測，2020年香港全年GDP收縮6.1%，相比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5.9%）、2003年沙士（+3.1%）、2009年次貸危機（-2.5%）更加惡劣，如無意外將成為有紀錄以來最差的一年。

再創紀錄的，還有特首自評為「平穩落地」的2020年《施政報告》—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發現，有六成半市民感到不滿，評分更創下1999年以來新低。報告未見長遠改革方案，卻足足提及45次大灣區，其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重申，大灣區建設是疫後香港恢復經濟動力的重點方向。

「大灣區創造另一種可能，但如果我們缺乏實力、沒有自己的定位，又有何意義呢？」蔡洪濱是中國知名經濟學者，曾獲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出席專家座談會，親自提供經濟意見。

上月他接受本刊專訪時強調，香港要真正走出困局，外部因素固然重要，最關鍵還是如何調整自身政策謀發展，「區內的東莞、佛山等城市也可以依靠大灣區，香港優勢在哪裏？」

他不相信香港只靠外來幫忙，甚或中央政府幾個簡單指示，就足以解決累積的深層次矛盾。「當年英國政府也不知香港具體事務，因為距離太遠、問題太複雜，需要當地政府自行切實提出解決方法。」

早於疫情來襲前，蔡洪濱已警告香港經濟步入「技術性衰退」，主要癥結是產業結構太單一，建議盡快推動經濟轉型。一年多後，他坦言未見特區着手改革，「《施政報告》沒有什麼新東西，缺乏proactive計劃」。正因如此，最近他聯同多位港大經濟系教授，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希望拋磚引玉，鼓勵民間討論，推動特區多走一步。

買辦角色不保

來港接近4年的蔡洪濱，原來很早與香港結緣。1997年，他剛剛取得史丹福大學經濟博士學位，曾經考慮到香港科技大學工作，雖則最終決定留美發展，多年來仍不時與香港學界交流合作。

長時間觀察香港後，他驚覺無論世界如何轉變，特區的經濟政策定位，23年來都以「不變」應「萬變」，以「積極不干預」作為不作為的藉口，卻沒有發現舊有的經濟模式，即將走到盡頭，「事實是2019年前，經濟增長已經相當疲軟！」

回望港英年代，這套「積極不干預」的思維，尚可配合當時的傳統經濟結構。不過自從1997年後，特區變成「主體政府」，理應承擔更多責任，「當社會環境變得不一樣，經濟形態要自發去改變，這非常困難及費時」。

不單是特區故步自封，民間亦無改革的動力。「以前香港太成功了，大家都沒有真正改變的決心，認為急什麼呢？」由於整體社會缺乏迫切求變的心態，過往經濟轉型大多淪為空談與口號。

「時代徹底改變了！」蔡洪濱形容，過往香港一直依賴「中介經濟」，如同擔任「買辦」收中間人費用，隨着去全球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加上電子商務、金融科技等數碼浪潮出現，去中介化衝擊傳統轉口貿易、旅遊、零售等等行業，舊有模式再難支撐本地經濟持續發展，「這是相對長期的形態轉移」。

產業支柱增長疲弱，同樣反映於行業的入息中位數，25年來僅得金融業持續上升_{^〔圖一〕}。「近年香港人的工資增長已經很低了，特別是年輕人，但生活開支卻不斷增長，慢慢只餘下政府有好日子過。」（編按：政府財政儲備豐厚，賣地收入源源不絕。）

蔡洪濱來港後，更加親身體會到當中的矛盾，「看到一些統計數據很令人吃驚。香港這樣一個發達經濟體，貧窮率、福利指標、不平等指數，幾乎是世界上最差的，更不用說花在R&D、教育的投資。」

經濟問題催生政治風暴

今日香港猶如平行時空，「超級富豪」數量排名全球第一的同時，卻有逾百萬貧窮人口。「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被公認是世界最高地區之一，但部分社會指標卻是世上最低，而且生活距離這麼近，怎麼能夠共存呢？」比較全港18區的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以灣仔居首，最低是觀塘，兩區收入相差一倍，車程卻不足半小時。

蔡洪濱不禁反問，特區既不用向中央交稅，又不必承擔國防開支，本地深層次矛盾卻愈積愈多，各種弊病清楚反映在統計數據上，「怎麼能說自己做得挺好呢？」

經濟與政治往往互為影響，民間怨氣隨時一觸即發，「不單是香港，全世界都一樣」。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QE加劇貧富懸殊，全球爆發各種社會運動，當中不乏年輕人身影。蔡洪濱認為，各種示威正正反映出他們的壓力與不滿。

數年前，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撰寫《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因提倡財富再分配而全球走紅。當年曾經有人稱他為「新馬克思」，但遭到這位「搖滾經濟學家」否認。蔡洪濱笑說：「如果他來研究香港，看到這裏的問題，恐怕真的要變成馬克思，覺得有需要革命了！」

他承認，香港近年爆發的社會運動，背後或多或少帶有經濟因素；政經互為因果，當政治爭拗損害國際形象，長遠亦不利經濟復甦及轉型，變相又帶來更多社會矛盾。若要走出惡性循環，特區必須有實質改變，「身處困難時期，更需要思考香港獨特的優勢是什麼」。

——節錄自2021年2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