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維迎　著名經濟學者、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經濟學告訴我們，理性人不會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如果你的對手對你提出威脅，你知道這種威脅如果付諸行動，對方同樣會付出代價，即使他的損失比你小，你大可一笑了之，不要被它嚇住，因為理性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將這樣的威脅付諸行動，就像沒有人為了打死一隻老鼠打碎一個精緻的盤子。

但經濟學家的預測與現實中人們的決策有很大距離。現實中，不僅「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比比皆是，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也時有發生。

作為經濟學者，我當然承認理性的力量；我甚至認為，理性是人類的希望。但我也愈來愈認識到，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理性可以解釋均衡，但不能解釋非均衡；理性可以解釋許多常規的小決策，但無法解釋非常規的大決策；理性能解釋「遺傳」，但不能解釋「變異」。

比如，理性可以解釋某種產品的價格如何隨供求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但無法解釋股票市場的崩潰；理性可以解釋工人為什麼願意受資本家的「剝削」，但無法解釋工人階級的領導者為什麼要徹底消滅「資本家階級」，從而讓大量工人失去就業的機會；理性可以解釋交戰雙方（或多方）為什麼會達成停戰協議，但無法解釋戰爭為什麼發生；理性可以解釋希特拉為什麼會失敗，但無法解釋希特拉當初為什麼能上台；等等。

戰爭的例子特別能說明問題。根據理性人模型，國與國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這是因為，理性人不可能對戰爭的後果有不同的看法。既然如此，預期自己會輸的一方或者壓根就不會挑起戰爭，或者會一開始就乖乖投降，因而預期自己會贏的一方根本就沒有必要發動戰爭。

理性的力量之所以有限，是因為真實世界中，人的行為不僅受理性的影響，也有「非理性」的一面。這裏的「非理性」，是相對於經濟學定義的「工具理性」而言，也就是決策不是基於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計算。之所以不是基於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計算，或者因為這樣的計算根本不可能，或者因為即使可能，當事人也置之不顧。

當然，如果我們願意改變經濟學關於理性的定義，比如用海耶克的「演化理性」替代主流經濟學的「工具理性」（或「構建理性」），有些看上去「非理性」的行為可能是理性的，但那樣的話，經濟學的「理性人模型」就得重新構造。

結合海耶克的知識論和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我將這些「非理性」因素概括為四個陷阱：自負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這四個陷阱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不僅影響着個體的生存，更影響着人類的歷史進程。無論是過去還是可以預料到的將來，它們不會被理性徹底戰勝，也不會因為大數定律被過濾掉。

自負陷阱

決策需要訊息，但大部分決策需要的訊息是不完備的，存在着缺失。特別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決策，訊息缺失越嚴重。並且，訊息是分散的、主觀的、個體化的。這就是海耶克講的「無知」，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海耶克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讓我用希特拉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說明這一點。

1930年代初，德國還是一個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學歷的國家。希特拉出身於下層，一個體制外的無業遊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希特拉1933年元月能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所賜。正是德國精英們普遍認為希特拉「成不了氣候」，讓希特拉成了「氣候」。保守派把希特拉扶上總理之位是為了讓他出醜，沒想到是引狼入室。

當時的德國，政府內閣由國家元首任命，毋須徵求國會多數派意見。興登堡總統及其幕僚以為，給希特拉個總理頭銜，相當於把這個「麻煩製造者」關進籠子裏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出局。但他們的預期都落空了。希特拉上任不久，就利用「國會縱火案」迫使總統簽署了緊急狀態法，取締德國共產黨，停止實施魏瑪憲法中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

緊接着，希特拉又通過《總統授權法》，獲得不經國會同意並且不徵求總統意見的情況下的任意立法權，解散了除納粹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取締了工會。到1933年6月，希特拉已經建立起了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年邁多病的總統興登堡變成了個擺設。1934年興登堡去世後，希特拉把總理和總統的職能合二為一，擔任「國家元首」，成為名副其實的獨裁者，權力不受任何限制，為所欲為一路狂飆，直到柏林陷落前幾天自殺為止。

如果說希特拉上台是因為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是希特拉自己的自負所致。希特拉沒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戰，他甚至沒有想打一次歐洲戰爭，他設想的最大規模的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局部戰爭。即使在入侵波蘭後，英國和法國發出最後通牒，希特拉仍然不認為這兩個國家真的會向德國宣戰。

之前，無論德國軍隊進入《凡爾賽條約》規定的萊茵非軍事區，還是德國吞併奧地利，英法兩國什麼話也沒有說；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的時候，英法兩國還與德國簽訂了《慕尼黑協定》，讓希特拉如願以償。經驗告訴希特拉，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沒種的膽小鬼，根本沒有膽量向德國宣戰。但這一次，他錯了。納粹德國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9月3日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這是希特拉上台後第一次失算。

希特拉1941年6月22日對蘇聯發動閃電戰，斯大林毫無準備，驚慌失措，蘇聯毫無還手之力，損失慘重，也是「致命的自負」所致。斯大林知道納粹德國與蘇聯必有一戰，但他認為蘇聯至少還有一年時間備戰。他的推理是：希特拉是個聰明人，不會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在與英國簽訂停戰協定前就對蘇聯開戰，是非理性的。因此，斯大林把來自丘吉爾的警告當作「離間計」，置之不理，對自己情報人員的警告也不屑一顧。

希特拉確實希望與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但屢屢被丘吉爾拒絕。希特拉認為，自己已經贏了戰爭（這當然是他的錯覺），丘吉爾之所以拒絕簽訂協議，是因為背後有蘇聯的支持。只要打垮了蘇聯，英國就會乖乖簽訂停戰協議。所以必須先對蘇聯開戰。據說斯大林事後得出的一個經驗是：當你做決策的時候，從來不把自己放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如果這樣做你就會犯大錯！而把自己放在對方的角度思考，正是理性決策模型的基本要求。

群思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一直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才參戰。即便在當時，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國參戰，日本必敗。所以，珍珠港事件令丘吉爾和蔣介石都欣喜若狂。

難道日本政府的決策者就看不明白這一點嗎？他們當然看得明白。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曾警告近衛首相，日本成功對抗美國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年。在戰後的東京審判上談到對美國開戰決策時，鈴木貞一（戰時任企劃院總裁）回憶說：「海軍打心底認為與美國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願意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激烈反對從中國撤軍。外務大臣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美國交涉斷無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戰爭，僅存的辦法要麼是讓海軍大臣正式公開其真實想法，要麼是讓陸軍理解海軍未公開的意圖，並同意撤軍。我看得出首相很為難，因為從他個人來講，他覺得自己無力說服海軍或陸軍。」（伊恩．布魯瑪《創造日本：1953-1964》第五章。）

這樣，一群聰明人做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讓日本走上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戰爭後期。在戰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沒有人願意站出來力主接受《波茨坦公報》，無條件投降，直到白白挨了兩顆原子彈。這就是「群思陷阱」導致的結果。

「群思陷阱」（groupthink）指的是群體中出現的這樣一種現象：群體成員追求「和諧一致」的願望導致了一個非理性的決策。這裏的關鍵是，和諧的願望！這種願望產生了不惜一切代價達成一致的傾向，每個人以團體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不同意見被隱藏起來，或者被置之不理，因而群體表現出高度一致。為了和諧一致，人們甚至忘了群體本來的目標。

在群體中，個體之所以不願意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壓制自己的良心和理智，首先是因為他渴望被群體成員接受，不想成為另類，不想成為團結的破壞者；其次是因為他沒有把握自己的判斷一定是正確的，不願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無知」和「固執」；第三是因為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既然決策是大家的意見，即使錯了，自己也不需要對此負責。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對群思陷阱做了系統研究（IrvingJanis,1972）。他認為，具有如下特徵的組織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

（1）高度追求和諧團結和團隊精神；
（2）不重視個體的表達自由，不鼓勵創新；
（3）領導人行事專斷，自以為是；
（4）群體成員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過於同質化；
（5）成員之間訊息交流不暢，個體處於孤立狀態；
（6）決策缺少程序規範；
（7）面臨強大的外部壓力、特別是外部威脅，決策要解決的問題既複雜又緊急；
（8）近期決策失誤多，降低了個人的自尊。

上述特徵意味着，層級越高、競爭性越弱的組織，影響範圍越廣、後果越嚴重的決策，越容易陷入群思陷阱。比如，群思陷阱在政治組織比在商業組織更可能出現，在戰爭年代比和平時期更頻繁。

前面講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決策，事實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國的措手不及作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駐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將領有一種共同的錯覺：日本人不會進攻夏威夷。所以即使來自華盛頓的警告也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

一場戰役，日美雙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滅亡的不歸路，美國人的群思陷阱讓美國太平洋艦隊損失慘重。

以上我們分別分析了四個非理性決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個陷阱不僅是相互關聯的，甚至經常是共同發揮作用。比如，當希特拉變成一尊神（信仰陷阱）的時候，希特拉本人變得不僅更加自負，而且更加不能容忍別人的批評（自尊陷阱），納粹高層必然陷入群思陷阱。

再比如，計劃經濟之所以能在許多國家實施，首先是因為國家領導人有一種信仰：計劃比市場更有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國家的富強；其次是因為領導人很自負，覺得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因而有能力制定社會最優的生產計劃；再次是因為領導層陷入群思陷阱：所有決策都能一致通過，聽不到不同聲音；第四是因為領導人很在乎自己權威的尊嚴，很自戀，任何對其權威的冒犯都不被容忍。

如何減少非理性決策導致的災難？最有效的辦法是權力和資源的分散化，以野心對抗野心，以權利約束權力。在競爭性市場中，每個人都可能犯錯誤，但每個人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沒有人有機會持續地犯災難性錯誤。像埃隆．馬斯克這樣野心勃勃的人，作為企業家，只有消費者和投資者願意為他的決策買單，他的商業帝國才能生存和發展；即使他因為決策失誤而破產，社會也不會損失太大。但如果他是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就非常可能給人類帶來重大的災難。

——節錄自6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