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句「發展是硬道路」深入民心，人人發奮圖強，希望成為先富起來的一群。但隨着舊有經濟模式走到樽頸，有增長沒發展，近日民間出現躺平思潮，主張放棄激烈競爭，追求簡單生活。中國未富先「躺」，背後原因值得深思。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搵食係精神，搵食係信仰，但淨係搵食，倒頭嚟我哋搵到啲乜？」這是香港某個外賣平台的廣告，卻道出不少中國「內捲人」的心聲。

內捲（Involution）本來是學術用語，描述印尼爪哇島農民長時間精耕細作，卻沒有實現經濟突破，從農業轉型至工業社會。其後有中國學者進一步將內捲定義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只會努力重複低效工作，欠缺外來或內在革新，當愈來愈多人加入，產出效率卻愈來愈低。經濟學稱之為邊際回報遞減〔圖一〕。

時至今日，大眾將內捲引申到讀書考試，以至各行各業，泛指過度競爭下互相內耗，不惜自我壓榨，但求獲得些微優勢。舉個簡單例子，當公司發展到達樽頸，打工仔為了避免降職減薪，自行加班去證明自己存在價值。其他員工感到危機，紛紛「自願」加入，結果大家一齊捲入超時工作漩渦。

「停下來讓人害怕，走下去令人恐懼。」張悅（化名）向本刊分享過來人感受。當年她捱過高考，成功入讀中國名牌大學，畢業後於另一所重點大學任職講師，主要教授文史哲相關課程。「我也曾經很『捲』，得了嚴重抑鬱症，經常想輕生。後來發覺，原來我連死都不怕，為什麼不能試其他道路呢？」

作為過來人，最近她上課鼓勵學生反思內捲時，發現部分人雙眼發光，興致勃勃想了解更多。「他們開始思考人生是否只有一條出路。」張悅感覺學生漸漸開竅，嘗試跳出社會桎梏。

內捲成為社會熱門詞後大半年，網民「好心的旅行家」於百度發文《躺平即是正義》，描述自己兩年多沒工作，「都在玩沒覺得哪裏不對」，認為壓力來自互相比較與傳統思維，揚言「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引起很多年青人共鳴，討論如何做到躺平族。

躺平沒有官方定義，但一般而言，支持者主張順流而下、以悠閒心態過活，放棄永無止境的激烈競爭，具體倡議五個「不」—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子、不消費，只維持生存最低標準。他們並非游手好閒靠「啃老」，只是放棄盲目奮鬥，成為「他人賺錢的機械」，以及「被剝削的奴隸」。

拒絕單一 主動躺平

自從躺平思潮遍地開花，官媒、學者多次發文表達關注及批評，甚至封殺社交平台豆瓣上多個躺平小組。官方視之如洪水猛獸的態度，猶如早年防範佛系青年、三和大神一樣。

作為經歷過內捲的「幸存者」，張悅對此見怪不怪。她指出，中國講求整體主義（holism），若想離開大隊會感到壓力，想將你拉回去。「所以內捲的人好像積極向上，其實他們是被體系推着走。」她反駁，躺平才是主動表現。

近日張悅也考慮躺平，打算南下研究喜愛的廣普文化。「現在教育正在偏離真實目的，體系太虛偽了，我不想再『捲』下去。」舉例說，她發覺每當涉及價值觀的人文學科，若不是受到學校輕視，就是課程充滿單一意識形態。

由於社會價值單一，人人向着相同標竿直跑，沒有「PlanB」。她見過不少躺平族離隊後感到迷失，自己希望選一個「比較穩妥的姿勢」，安全而慢慢躺平。已婚的她堅決不生育、不買房，「並非付不起首期，生不到孩子，只是我不想再被內捲綁架啦！」

愈忙愈窮 得不償失

中國內捲之激烈，於新經濟企業特別明顯。今年初，一位拼多多員工疑加班後過勞死，隨後又有工程師跳樓自殺，接二連三的慘劇，引起群眾對競爭文化的關注。

去年，中國雜誌《人物》刊登《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講述外賣平台如何利用演算法系統，逐步縮減車手送餐時間。他們不惜超速、衝紅燈，避免送餐超時而罰錢，部分人更因此賠上性命。上海公安局數據指出，單計2017年上半年，當地平均每兩日半，就有一名外賣車手傷亡。

值得留意是，車手愈搏命送餐，愈容易跌入「窮忙」陷阱。報道指出，2019年整個外賣行業平均送餐時間，比3年前減少10分鐘。翻查外賣龍頭美團業績，2019年車手每張單平均收入為4.71元，相比2018年反而下跌。

不單是員工，就連科企老闆都有類似感受。最新例子有拼多多創辦人黃崢，以及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兩位80後科技大佬退居二線時，都提到對現況不滿，發覺行內競爭太激烈，決定急流勇退，摸索公司未來十年出路。

比如張一鳴形容自己過去幾年「食老本」，沒有時間學習新技術，認為CEO應避免「負規模效應」，叩問公司未來可否「變得更有創造力和富有意義」，而非單單業務成長。

黃崢談及退休原因時，更直指是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甚至異化」，令他意識到「規模和效率為主要導向」的競爭，擁有不可避免的問題，「要改變就必須在更底層、根本的問題上採取行動」。

為何中國科企更容易走入惡性競爭？港大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金融學講座教授陳志武接受本刊專訪時，便拆解中美分別。

首先，美國勞工成本高，科企不希望浪費資源模仿別人產品。其次，美國擁有完善保護知識產權、專利的法律，加上法院享有獨立地位，就算總統出手也難以干預。相反，如果中國政府希望發展高科技，法官為免違反中央鼓勵政策，通常不會受理相關案件。「在這個環境下，有時便出現浪費、重複的低階惡性競爭。」

屋漏偏逢連夜雨。民企不但失去光環，同時承受政府監管風險。有「金飯碗」之稱的公務員，成為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去年，投考中國公務員人數超過157萬，平均競爭比例達到61:1，取錄率卻不足2%。公務員工作不需要冒太多風險、不必有太多創意，反而吸納最精英的畢業生。

早前智聯招聘發表最新大學畢業生調查，選擇加入國企或做公務員的比例顯着增加，相反民企及三資企業（外資參與）均下降〔圖三〕。報告同時發現，今年應屆畢業生求職時更重視穩定。

從創業數目上，同樣見到類似走勢。2015年開始，中國新經濟公司創業數目每況愈下，去年更跌至新低，只有約三千間〔圖二〕；生存到5年以上的公司，只有不足四成。值得關注的是，剛踏入千禧年時，低收入人士是創業主流，但自2012年開始，高收入人士穩佔首位〔圖五〕，創業也有不同起跑線。

經常以史為鑑的陳志武指出，過去馬雲、馬化騰等成功民企家，大多是普通家庭出身，創業機會比較平等。「相比40年前，民企創業環境當然好很多，但近年增量卻出現逆轉。」有中國媒體統計更發現，近3年從民企轉國企的A股上市公司高達90間，而且數量按年增長。

據他觀察，近年愈來愈多金融資源流向國企，令民企融資、素人創業的成本更高。「國進民退不斷加強，必然意味民營、個人創業機會減少，競爭愈來愈難。」雖則中港兩地背景不盡相同，但他認為情況愈來愈似香港，「現在最有影響力的公司，很多都在幾十年前已出現，難再有新公司可以冒出頭。」

這種現象絕非好事。陳志武在美國生活多年，從未見到當地有才華的學生，畢業後最想入國企，中國卻不一樣。他坦言，如果最好的人力都加入體制，而不是創業、做研究，創造出新想法、技術，長遠而言必然影響經濟增長及發展。

——節錄自7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