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富豪也退休 內捲化失創新動力
2021年7月2日

三十年前,一句「發展是硬道路」深入民心,人人發奮圖強,希望成為先富起來的一群。但隨着舊有經濟模式走到樽頸,有增長沒發展,近日民間出現躺平思潮,主張放棄激烈競爭,追求簡單生活。中國未富先「躺」,背後原因值得深思。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搵食係精神,搵食係信仰,但淨係搵食,倒頭嚟我哋搵到啲乜?」這是香港某個外賣平台的廣告,卻道出不少中國「內捲人」的心聲。

內捲(Involution)本來是學術用語,描述印尼爪哇島農民長時間精耕細作,卻沒有實現經濟突破,從農業轉型至工業社會。其後有中國學者進一步將內捲定義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只會努力重複低效工作,欠缺外來或內在革新,當愈來愈多人加入,產出效率卻愈來愈低。經濟學稱之為邊際回報遞減〔圖一〕。

時至今日,大眾將內捲引申到讀書考試,以至各行各業,泛指過度競爭下互相內耗,不惜自我壓榨,但求獲得些微優勢。舉個簡單例子,當公司發展到達樽頸,打工仔為了避免降職減薪,自行加班去證明自己存在價值。其他員工感到危機,紛紛「自願」加入,結果大家一齊捲入超時工作漩渦。

「停下來讓人害怕,走下去令人恐懼。」張悅(化名)向本刊分享過來人感受。當年她捱過高考,成功入讀中國名牌大學,畢業後於另一所重點大學任職講師,主要教授文史哲相關課程。「我也曾經很『捲』,得了嚴重抑鬱症,經常想輕生。後來發覺,原來我連死都不怕,為什麼不能試其他道路呢?」

作為過來人,最近她上課鼓勵學生反思內捲時,發現部分人雙眼發光,興致勃勃想了解更多。「他們開始思考人生是否只有一條出路。」張悅感覺學生漸漸開竅,嘗試跳出社會桎梏。

內捲成為社會熱門詞後大半年,網民「好心的旅行家」於百度發文《躺平即是正義》,描述自己兩年多沒工作,「都在玩沒覺得哪裏不對」,認為壓力來自互相比較與傳統思維,揚言「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引起很多年青人共鳴,討論如何做到躺平族。

躺平沒有官方定義,但一般而言,支持者主張順流而下、以悠閒心態過活,放棄永無止境的激烈競爭,具體倡議五個「不」—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子、不消費,只維持生存最低標準。他們並非游手好閒靠「啃老」,只是放棄盲目奮鬥,成為「他人賺錢的機械」,以及「被剝削的奴隸」。

拒絕單一 主動躺平

自從躺平思潮遍地開花,官媒、學者多次發文表達關注及批評,甚至封殺社交平台豆瓣上多個躺平小組。官方視之如洪水猛獸的態度,猶如早年防範佛系青年、三和大神一樣。

作為經歷過內捲的「幸存者」,張悅對此見怪不怪。她指出,中國講求整體主義(holism),若想離開大隊會感到壓力,想將你拉回去。「所以內捲的人好像積極向上,其實他們是被體系推着走。」她反駁,躺平才是主動表現。

近日張悅也考慮躺平,打算南下研究喜愛的廣普文化。「現在教育正在偏離真實目的,體系太虛偽了,我不想再『捲』下去。」舉例說,她發覺每當涉及價值觀的人文學科,若不是受到學校輕視,就是課程充滿單一意識形態。

由於社會價值單一,人人向着相同標竿直跑,沒有「PlanB」。她見過不少躺平族離隊後感到迷失,自己希望選一個「比較穩妥的姿勢」,安全而慢慢躺平。已婚的她堅決不生育、不買房,「並非付不起首期,生不到孩子,只是我不想再被內捲綁架啦!」

 

愈忙愈窮 得不償失

中國內捲之激烈,於新經濟企業特別明顯。今年初,一位拼多多員工疑加班後過勞死,隨後又有工程師跳樓自殺,接二連三的慘劇,引起群眾對競爭文化的關注。

去年,中國雜誌《人物》刊登《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講述外賣平台如何利用演算法系統,逐步縮減車手送餐時間。他們不惜超速、衝紅燈,避免送餐超時而罰錢,部分人更因此賠上性命。上海公安局數據指出,單計2017年上半年,當地平均每兩日半,就有一名外賣車手傷亡。

值得留意是,車手愈搏命送餐,愈容易跌入「窮忙」陷阱。報道指出,2019年整個外賣行業平均送餐時間,比3年前減少10分鐘。翻查外賣龍頭美團業績,2019年車手每張單平均收入為4.71元,相比2018年反而下跌。

不單是員工,就連科企老闆都有類似感受。最新例子有拼多多創辦人黃崢,以及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兩位80後科技大佬退居二線時,都提到對現況不滿,發覺行內競爭太激烈,決定急流勇退,摸索公司未來十年出路。

比如張一鳴形容自己過去幾年「食老本」,沒有時間學習新技術,認為CEO應避免「負規模效應」,叩問公司未來可否「變得更有創造力和富有意義」,而非單單業務成長。

黃崢談及退休原因時,更直指是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甚至異化」,令他意識到「規模和效率為主要導向」的競爭,擁有不可避免的問題,「要改變就必須在更底層、根本的問題上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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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曾與其他學者合著《官紳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資產結構研究》,他認為現時中國階層固化比清 朝更加嚴重。(黃潤根攝)

為何中國科企更容易走入惡性競爭?港大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金融學講座教授陳志武接受本刊專訪時,便拆解中美分別。

首先,美國勞工成本高,科企不希望浪費資源模仿別人產品。其次,美國擁有完善保護知識產權、專利的法律,加上法院享有獨立地位,就算總統出手也難以干預。相反,如果中國政府希望發展高科技,法官為免違反中央鼓勵政策,通常不會受理相關案件。「在這個環境下,有時便出現浪費、重複的低階惡性競爭。」

屋漏偏逢連夜雨。民企不但失去光環,同時承受政府監管風險。有「金飯碗」之稱的公務員,成為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去年,投考中國公務員人數超過157萬,平均競爭比例達到61:1,取錄率卻不足2%。公務員工作不需要冒太多風險、不必有太多創意,反而吸納最精英的畢業生。

早前智聯招聘發表最新大學畢業生調查,選擇加入國企或做公務員的比例顯着增加,相反民企及三資企業(外資參與)均下降〔圖三〕。報告同時發現,今年應屆畢業生求職時更重視穩定。

從創業數目上,同樣見到類似走勢。2015年開始,中國新經濟公司創業數目每況愈下,去年更跌至新低,只有約三千間〔圖二〕;生存到5年以上的公司,只有不足四成。值得關注的是,剛踏入千禧年時,低收入人士是創業主流,但自2012年開始,高收入人士穩佔首位〔圖五〕,創業也有不同起跑線。

經常以史為鑑的陳志武指出,過去馬雲、馬化騰等成功民企家,大多是普通家庭出身,創業機會比較平等。「相比40年前,民企創業環境當然好很多,但近年增量卻出現逆轉。」有中國媒體統計更發現,近3年從民企轉國企的A股上市公司高達90間,而且數量按年增長。

據他觀察,近年愈來愈多金融資源流向國企,令民企融資、素人創業的成本更高。「國進民退不斷加強,必然意味民營、個人創業機會減少,競爭愈來愈難。」雖則中港兩地背景不盡相同,但他認為情況愈來愈似香港,「現在最有影響力的公司,很多都在幾十年前已出現,難再有新公司可以冒出頭。」

這種現象絕非好事。陳志武在美國生活多年,從未見到當地有才華的學生,畢業後最想入國企,中國卻不一樣。他坦言,如果最好的人力都加入體制,而不是創業、做研究,創造出新想法、技術,長遠而言必然影響經濟增長及發展。

——節錄自7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