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中醫藥合作 香港當領頭羊 呂愛平:中醫院模式可擴展海外
2021年9月2日

近年,中央政府矢志要將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有着中西醫結合優良傳統的香港,究竟可扮演什麼角色呢?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接受本刊訪問時,指出《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香港可牽頭,也可以聯合國內人才成立國家級的中醫藥現代化研究中心,將科研成果推上國際平台。另一個契機是,2025年本港首間中醫醫院投入服務後,可望摸索出一套國際適用的中醫院模式,進而在各地複製。

撰文:張婷婷 本刊特約記者、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浸會大學早前獲政府批出位於將軍澳的中醫醫院營運服務合約,這家醫院是中國內地以外首間由政府主導成立、規模最大的中醫醫院,亦是本港首間以提供中醫藥治療服務為主的醫院。呂愛平教授承認任重道遠,但若然運作成功,將來美國、德國、英國等歐美國家,都可以按香港模式在當地複製中醫醫院,因為香港的醫療服務體制與這些國家接近。最終香港的中醫藥發展模式,可幫助中醫藥全球化,讓香港成為中醫藥服務的國際樞紐。

香港中醫院可成培育人才基地

香港的中醫院還可以成為研究人才的培育基地。1999年《中醫藥條例》立法後,香港才有法例就中醫藥作整體規管。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均於1998年成立中醫藥學院,從醫、教、研三方面培養本地人才。經過二十多年培訓,呂教授認為,香港中醫的行醫診症水平很高,但期望校友不要簡單地滿足於執業行醫,還要做好研究工作,成為國際中醫藥教育科研的「領軍者」。

去年中央公布《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明確提出,到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合作體系基本確立,建成一批覆蓋大灣區的高水平中醫醫院、中醫優勢專科和國家區域中醫醫療中心,建設一批優勢特色突出、具有較強服務功能的中醫藥人才培養基地⋯⋯推動一批嶺南中藥知名品牌進入國際市場。

呂教授認為,應該由香港牽頭,聯合內地大灣區中醫藥專家,成立最高級別的國家中醫藥現代化研究中心,聚焦臨床及中藥等研究範疇。

他分析,香港雲集了很多著名的中醫藥教授,這裏的中醫藥政策簡明,沒有太多框框和干擾因素。此外,香港科研一向獲國際認可,科學家都習慣在國際平台「比武」;內地中醫藥界較少這方面的國際經驗。「當然,香港人才的數量始終沒有內地那麼多;我們只是牽頭,還要聯合大量國內的人才去做,這樣才有協同效應!」

中醫醫院落成有助香港牽頭角色

中醫醫院的成立將有助香港擔當這牽頭角色,「如果沒有中醫院,香港就難以牽頭,因為沒法做臨床研究。」為什麼中醫藥在國內有龐大資源,反而要寄望香港模式呢?呂教授解釋,箇中癥結是內地模式根本沒法與歐美國家接軌。

「不是內地模式做得好或不好,只是醫療體制跟境外不同,不同就沒辦法讓人家去採納。」雖然內地也想向外推廣中醫藥,但現行體制下很困難,牽涉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各地法規藥物限制,令中醫藥難以進入歐美市場。

現時內地中醫師往往同時兼備中西醫執業資格,臨床上傾向使用西醫西藥,不少中醫專家認為國內現時「中醫西化」的問題非常嚴重。至於香港,中醫和西醫在制度上清楚分開。很多專家認為,香港具備國際聲譽,如果能發展出一套有效的模式,將有助將中醫藥推廣至世界。

不同意外國打壓中醫藥

內地用來治療新冠肺炎輕症的連花清瘟膠囊,去年曾運到瑞典,經中國大使館向內地留學生發放,但當地海關介入,指藥物檢測顯示製劑的最高活性成份僅為薄荷醇。事件一度引起很多中醫藥界的反彈,認為這是外國打壓中醫藥的例子,曾在瑞典做學術研究的呂愛平卻認為這是一個激勵,「這是當地法規嘛!我們要做更多研究,滿足他們的法規要求,拿出更多的證據!」證據包括臨床數據、對照實驗等;新冠病人康復者吃過某種中藥而痊愈,並不能自動成為藥效的證據。

他認為,中醫藥要現代化、國際化,要先練好「內功」,即做好科研;「外功」則是中醫藥文化推廣,令市民對中醫藥有信心;「內功」、「外功」相輔相成。他寄語,中醫學生需要更加努力,因為他們不僅要具備扎實的中醫功底,還要擁有現代醫學知識。中藥研究方面,他建議研發新藥。「做中藥就要做青蒿素這一類的中藥,因為全世界都能說得清楚。」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用於防治瘧疾等傳染性疾病。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呦呦,憑着多年來對青蒿素的研究,在2015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呂教授長期醉心中醫藥研究,2012年來港擔任浸大中醫藥學院院長一職,2020年其領導的團隊研究「核酸適配子的分子機理及應用於診斷和治療的轉化研究」,成為研究資助局該輪最高資助金額的項目,獲批出4500萬元,浸大再配對500萬元。

現時一般中藥在內地有足夠市場,藥廠亦不太重視國外市場;以連花清瘟為例,國內銷售以十億元計。既然內地有14億人口,是否無需國際化?呂教授認為,「如果從一個國家、社會的角度出發,肯定是不可能的,因為只要是封閉系統,從社會學或科學角度看,最後都會出現『熵』值增加,造成混亂!」「熵」可用來量度一個系統「內在的混亂程度」,根據「熵增定律」,在封閉系統內,沒有外力做功,總混亂度(即熵)會不斷增大。

呂教授認為,封閉系統一定不是一個好系統。作為一個開放系統的前提就是國際化,國際化的前提就是要現代化!他希望中醫藥國際化,世界有更多知名科學家對中醫藥進行研究,對中醫藥有更多認同。

被問到難道中醫藥一定要跟隨外國的標準嗎?他強調,研究成果沒有所謂西方或中國的標準,只有生命科學的標準,「除非你說我們不是生命!」他進一步解釋,療效也不是由中醫或西醫決定的,而是兩者都必須一樣,要從病人福祉出發,判斷的標準是否對病情好。

他表示,會要求自己的學生學懂客觀判斷,中醫、西醫都要學好。「我很反對中醫、西醫優劣的爭論,從病人角度哪有中醫、西醫,醫好病就是好!」有病、沒病、怎樣治療,醫學上都有基本的界定。

「中西醫之爭」是醫生鬧出來的!

「中西醫結合是我的核心理念⋯⋯不同的病人,哪一種方法對他最有效的,便用哪一種,無所謂中醫、西醫、印度醫⋯⋯。這個時代,『中西醫之爭』不是病人制造的,是醫生自己鬧出來的!」

他估計,爭議可能源於西醫太強勢,而有些中醫太弱勢,於是就有中西醫之爭辯。他認為,學醫最好是中西醫混合,兩類技術都學好,最重要是能夠給予病人最大好處!

學中醫要有悟性   懂中國文化事半功倍

現年58歲的呂愛平,與中醫結緣逾40年,當年誤打誤撞學習這一專業,由於缺少傳統中國文化底蘊,覺得中醫藥晦澀難懂,後來到西方深造重返內地後,才漸漸悟到中醫藥的博大精深。

「我15歲上大學,班中年紀最小,沒有體會到中醫藥太多的優勢!」上大學前在農村讀書,不同年級在同一教室上課,一年級時已聽到三年級的課,「因為文化大革命,就稀里糊塗讀上去!」

1977年中國恢復第一屆高考,呂愛平參加了1978年的第二屆,獲江西中醫學院(現稱江西中醫藥大學)取錄。那時大學錄取率僅3%至5%,雖然不是首選的工程科目,但考上了也猶如中頭彩,「小時候連飯都食不飽,現在跑到城裏唸大學,再讀不好就對不起了!」當時課程約六成涉及中醫、四成西醫,由於來自農村,缺少文化背景,西醫相對學得更容易。

在學時未悟到中醫的優點

中醫老師曾說,「古文要學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人文知識,才能學好中醫經典。」雖然努力惡補,看了歷史、儒釋道等哲學思想的注釋,學中醫仍像霧裏看花。「從大學到研究生,甚至後來出國,我都未悟到中醫的優點和特色。」

讀大學時,他曾做過一個實驗,把一個病人,帶給十個中醫看,結果十個處方都有出入,「我當時認為這不符合邏輯,現在我反而理解,因為病人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的動態體系,內外互相影響;每一個處方又包括很多藥物,有不同成份,所以沒可能只得一個解決方案。」

大學畢業後,他在中國中醫科學院完成碩士學位,主要研究中西醫結合,90年獲世界衞生組織獎學金,到美國Ohio State University進修,研究細胞生物學;回國後,在中醫科學院修讀博士學位,95年再到瑞典Lund University進修骨關節疾病的免疫學。

臨床與科研要分兩個層次

學成回國後,他一度感到迷惘,思考應如何繼續生命科學的研究?他在瑞典時上司為知名科學家、諾貝爾獎評委之一,曾經說過,「當你想到一個生命科學的假說,想做研究時,全世界一定有人跟你想的一樣;除非你是瞎想!」背後的潛台詞是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競爭非常激烈。

想到自己學過五年中醫,深信可以利用這優勢,牽頭做些外國科學家做不來的研究。最後呂愛平決定留在中醫科學院,36歲時成為學院的基礎理論研究所所長,是當時最年輕的國家級所長。

中醫藥涉及很多人文和哲學思想,外國人學起來豈不是加倍困難?呂愛平把中醫藥分成兩個層面,一是科學研究(research),另一是臨床服務(practice)。如果不懂中文,沒接觸過中國文化,並不妨礙做中醫學基礎科研,因為在研究最初階段較少涉及文化,反而具備化學、生物學、毒性和藥理等相關知識更重要。但中醫臨床服務則因涉及醫患關係,不單需要開方食藥,還要對病人提出養生指導,缺乏中國文化背景,醫患溝通有困難,難以就治療方案跟病人全面交流。

在中國文化的修為上,呂教授至今仍不懈提升,練了書法近二十年,去年疫情留在家中,便開始自學國畫。作品以植物為主,今年畫作的題材大改,由植物變為動物,如雞、豬、狗等;作品中表露出他的生物學專長和農村成長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