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努里埃爾．魯賓尼　Roubini Macro Associates首席執行官、Atlas Capital Team首席經濟學家

拜登就任總統已有半年，現在是時候比較一下拜登政府、前總統特朗普政府，以及以前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的經濟學說了。

作為奧巴馬政府的副總統，現總統的「拜登學說」不像奧巴馬時期的經濟政策，反而更具特朗普的風格。特朗普時期出現的新民粹主義學說在拜登執政期間正全面形成，徹底告別從比爾．克林頓到奧巴馬的每一位總統都遵循的新自由主義信條。

特朗普以民粹主義者的身份參選，同情落後的藍領白人工人；但在執政時他更具財閥風格，削減公司稅並進一步削弱勞動力相對於資本的力量。儘管如此，他的議程確實包含了一些真正的民粹主義元素，與共和黨人幾十年來激進的支持大企業的做法相比尤為如此。

雖然克林頓、喬治．沃克．布什和奧巴馬政府各有不同，但他們對關鍵經濟政策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相同的。例如，他們都主張貿易自由化協議、支持強勢美元，並認為這是在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的情況下，降低進口價格和支持工人階級購買力的一種方式。

歷屆政府也都尊重美國聯邦儲備局的獨立性，支持其對價格穩定的承諾。每一屆政府都奉行溫和的財政政策，主要採用刺激措施（減稅和增加支出）來應對經濟衰退。最後，克林頓、布什和奧巴馬政府都與大科技公司、大企業和華爾街關係相對融洽。每一屆政府都主持了對商品和服務部門的放鬆管制，為當今寡頭壟斷力量在企業、技術和金融部門的集中創造了條件。

再加上貿易自由化和技術進步，這些政策提高了企業利潤，減少了勞動力在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從而加劇了不平等。美國消費者受益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利潤豐厚的企業可以將從放鬆管制（通過降低價格和低通脹）中獲得的一些收益轉嫁出去，但事實也僅此而已。

克林頓、布什和奧巴馬的經濟理論從根本上說都是新自由主義的，反映了對涓滴經濟學（譯者註：trickle-down economics，常用來形容列根經濟學）的隱含信念。但隨着特朗普上任，現實開始向更多的體現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而這些變化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已經具體化了。

力推內向型貿易政策

特朗普更強硬地奉行保護主義，拜登也在推行類似的民族主義、內向型貿易政策。他維持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稅，推出了更嚴格的「購買美國貨」的採購政策和將關鍵的製造業部門轉移到國外的工業政策。同樣重要的是，在貿易、技術、數據、信息和未來產業方面，更廣泛的中美脫鈎和爭奪主導權的競賽仍在繼續。

同樣地，儘管拜登沒有明確地像特朗普一樣要求美元貶值、並威脅聯儲局為其政策造成的巨額預算赤字融資，但拜登政府也頒布了措施要求聯儲局更密切地合作。美國實際已經進入了事實上（如果不是法律上）的永久性債務貨幣化狀態──這一政策始於特朗普和聯儲局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

在這種安排下，如果通脹率適度上升，聯儲局將不得不採取良性忽視的政策，因為替代方案緊縮的反通脹貨幣政策將引發市場崩潰和嚴重衰退。聯儲局的立場變化代表了與1991年至2016年時代的又一割席。

此外，鑑於美國巨大的雙赤字（譯者註：即指入不敷出，「雙赤字」包括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拜登政府已經放棄推行強勢美元政策。儘管它不像特朗普那樣公開支持美鈔貶值，但它肯定不會介意貨幣變化，因為這可以恢復美國的競爭力，並減少激增的貿易逆差。

為了扭轉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拜登贊成對工人、失業者、部分就業者和留守者大量直接補貼和降低稅收。同樣，這是一項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政策，包括2萬億美元的《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CARES）〕，以及於2020年12月通過的9000億美元刺激法案（即新冠紓困法案）。在拜登執政期間，美國又通過了1.9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現在正考慮在廣義的基礎設施上增加4萬億美元的開支。

雖然拜登正在推動比特朗普時期更多的累進稅，但其政府提高稅收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因此，正如特朗普執政時期一樣，巨額財政赤字將再次主要由聯儲局被迫長期貨幣化的債務來填補。拜登還將引導公眾反對特朗普治下的大企業和大科技的回彈。拜登政府已經採取措施，通過反壟斷執法、監管改革以及最終的立法來制約企業權力。在每種情況下，其目標都是將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從資本和利潤重新分配到勞動力和工資中。

因此，拜登一上任就帶着與特朗普更相似的新民粹主義經濟議程。但這種理論上的轉變並不令人驚訝。不平等一過度，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政客，都會變得更民粹。另一種選擇是讓不受控制的不平等引發社會衝突，極端情況下可能是內戰或革命。

美國經濟政策的鐘擺將不可避免地從新自由主義滑向新民粹主義。但這一轉變雖然是必要的，但也會帶來自身的風險。大量的私人和公共債務意味着聯儲局將繼續處於債務陷阱中。此外，經濟將容易受到來自去全球化、中美脫鈎、社會老齡化、移民限制、遏制企業部門、網絡攻擊、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負面供給衝擊。

目前，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可能有助於提高勞動力在收入中的比重。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同樣的因素可能引發更高的通脹，甚至導致滯脹（如果這些劇烈的負供給衝擊出現的話）。如果減少不平等的政策導致私人和公共債務的不可持續增長，就可能出現我今年夏天早前警告過的滯脹性債務危機。（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