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增「留守長者」 學者:肯畀錢都唔夠人照顧
2021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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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大批長者未能領取電子消費券,湧往旺角秘書處查詢,突顯「數碼鴻溝」問題。若然愈來愈多家庭移民,「留守長者」更難學習新科技產品。(黃潤根攝)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移民潮下,離愁別緒籠罩全城。自今年起,長者安居協會、明愛向晴軒收到多宗老人相關求助電話,部分個案更萌生自殺念頭。面對移民潮及人口老化雙重夾擊,未來如何照顧「留守長者」的身心健康,引起社福界關注。

警號早已響起。港大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去年香港女長者(60歲以上)自殺率升近三成,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這個年齡組別不少是寡婦、獨居、非與子女同住,相信在移民潮影響下,她們的自殺率會持續上升。

「長者的支援網絡愈來愈細,面對挑戰卻愈來愈大。」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林一星對本刊表示,近年特區的確開始留意長者精神健康,但主要集中於處理認知障礙,以及後期補救措施,離不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制定清晰政策。

他形容,做法猶如在瓦礫救人,而非事前做好樓宇加固,「到時已經死傷慘重,而且救援成本更高」。根據估算,2031年每十名香港人,約三人是65歲或以上長者,「就算政府到時願意增加資源,也沒有足夠人手應付。」

安老服務勞動力不足問題由來已久。2019年立法會文件顯示,資助服務單位的前線護理人手空缺接近兩成。本來,香港長者有兒孫作伴,一方面分擔孤獨感,一方面得到親人照顧,可以紓緩安老服務壓力。移民潮不但抽走勞動力,同時影響長者情緒,導致問題雪上加霜。

若想根治問題,唯有think out of the box。林一星長期關注長者精神健康、老齡政策,早於五年前牽頭推出「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招募較年輕的長者成為「樂齡之友」,經社福機構培訓後,協助識別及支援有抑鬱症的老人。計劃由賽馬會資助,第一階段成效顯著,未來四年將擴展至全港,希望培訓出5000名長者義工。

「相比陌生人,長者做了幾十年鄰居,互相關心時,分享個人感受的機會都大很多啦!」林一星發現,不少長者退休後依然有心有力,希望幫助同齡人。「當義工觀察到身邊長者不妥,可以即時做精神評估,唔需要等到好嚴重,甚至傷害自己或他人,才去醫管局接受緊急服務。」

有份參與計劃的臨床心理學家郭韡韡表示,「對長者來說,移民好似生離死別,過程中有好多不捨。」更甚的是,有親人出於內疚,臨近上機時才通知長者,令衝擊更加突然。

另外,長者原本習慣貢獻家庭,退休後變成受照顧者,面對身份轉變,容易產生焦慮及抑鬱。她說,透過參加有意義的工作,有助排解生活空虛。「好多長者抑鬱源於孤獨,需要靠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郭韡韡補充,長者一般較少關注個人情緒,加上公院專科輪侯時間動輒以年計,專業人士未能及時處理。若然社區上有義工幫忙,既可以提供預防措施,也可以陪伴長者治療,加快康復進度,「用最少嘅錢,做最多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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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社運、疫情及移民潮前,林一星(右)與郭韡韡(左)已推動長者互助計劃。(黃俊耀攝)

完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發揮很大作用,但香港有危機時,政府反而最遲動用這股力量。」有調查發現,外國長者患上抑鬱症的比例,較疫情前增加兩倍,香港長者則維持於10%。林一星認為,關鍵在於完善的公民社會,「受到衝擊後,民間好快利用原先建立的社區網絡,幫助弱勢社群。」

雖則暫時撐過疫下情緒危機,但林一星多番強調,長遠而言,特區應該思考如何加強社區承載力,盡早回應長者的情緒需要。他慨嘆,當初推出「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無非期望政府見到成效後,可以改變既有的安老服務思維,「好多時等緊小火花出現」,但至今未見政策配合。

林一星曾於美國工作近二十年,擔任「現金和諮詢」(Cash and Counselling)國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參與首個參與者導向的護理計劃,由下而上應對人口老化及情緒危機。

他特別提及,當年聯邦政府會派遣資深官員加入委員會,一方面教他們爭取資源,嘗試新計劃,同時從中汲取經驗學習。「最初只有幾個州開始,後來做得好成功,最終變成全國計劃。」

相比之下,特區思維依舊「慢幾拍」。林一星不時替政府做研究,2016年獲邀加入最低工資委員會。作為半個「局中人」,他不諱言政務官(AO)開會時「已經諗好答案」,就算提供較有創意的政策建議,也很少採納,無心與民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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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香港推出全日禁堂食期間,午膳時間有市民街上開餐。(彭博圖片)

堅離地政府

多年前,他曾到新加坡交流,見證當地政策官員(職位相當於香港勞福局長)興高采烈地與大學生傾談,留下深刻印象。「雖然新加坡奉行精英制,但政府接地氣的程度,比起香港好太多了,真的願意吸收民間智慧。」

林一星始終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師,關鍵在於高官能否放下身段。「當年香港特首不識用八達通坐地鐵、去便利店買廁紙,其實不是孤例,好多高官都一樣。」他笑言,如今制定政策的AO,部分可能是基層出身,但加入政府後,長期出入「冷氣房」,平日有助理打點一切,與市民生活完全脫節,經常閉門造車。

舉例說,去年特區宣布全日禁堂食,部分市民被迫在室外半跪吃飯,承受風吹雨打。林一星認為,此事正好反映高官不識民間疾苦,「如果決策者唔識謙卑向社區學習,政策不會有突破。」

他教書時經常提醒學生,香港之所以成為美好城市,歸功於長者當年辛勞工作,一手一腳建立出來,「社會的確虧欠佢哋」。如今特區坐擁巨額的財政儲備,理應讓他們身心均能安享晚年,而非用完即棄,甚至要在劏房渡過餘生,「一個講求孝道、家庭的社會,點解可以做得出?施政最緊要知道市民痛處!」

——節錄自10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