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自從前年香港陷入「完美風暴」，積壓多年的民怨一發不可收拾，政商界如夢初醒，紛紛將改革掛在嘴邊。只不過人人都說改革，難道人人都知道如何改革？

蔡洪濱是其中一位積極提倡改革的學者。由最初以為香港經濟穩健，到後來細看社會發展指標時大吃一驚，兩年前他已經警告，舊有產業模式增長乏力，致力推動本地經濟結構轉型，2020年初更聯同一眾港大學者發表《經濟政策綠皮書》，就不同領域提出實質建言。

解決深層次矛盾任重道遠，這位中國知名經濟學者說，不希望單憑一年時間評論改革成效，更在意下屆政府是否具備戰略思維，提出長遠而宏觀的計劃，而非過往看《施政報告》時，感覺「很多細節而沒有新意」。

複製浦東新區

萬事起頭難，改革勢必動搖到既得利益者，撇開「高大空」口號，香港該如何「再出發」？「內地有一句話叫推倒重來，但絕大部分情況下，你都要根據現有體系改革。」他認為，上海浦東新區的故事，值得香港借鑑。

九十年代初，蔡洪濱剛好到上海復旦大學做交換生，間中與同學乘船往返浦東，但渡江之意不在目的地，在乎船上看戲，「對面什麼都沒有」。原來，相隔一條黃浦江，對岸的浦西五光十色，浦東大多是鄉下農村，故此當時流傳「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

好景不常，隨着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深圳等新興特區急起直追，上海作為原先的經濟重鎮，發展持續滯後、故步自封，其GDP佔全國份額從1978年的7.5%，降至1992年的4.1%。「那時重看三十年代老上海的照片，感覺比九十年代的外灘更加摩登。」

經歷了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面臨嚴峻挑戰，鄧小平重提改革開放，指出「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其後中央宣布加快浦東開發，給予各種優惠政策，短短十年已成為領先的金融中心。這段傳奇故事傳誦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

「從改革開放經驗來看，最成功是找出特區，再推動整個國家發展。」他續說，這套方法同樣適用於局部地區。「有別於老上海，開發浦東用了一套全新模式，有效吸引金融機構落戶。更重要是，浦東新區建成後，同時帶動整個上海改革步伐。」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30年後，正當香港發展遇到「樽頸位」，政府同樣提出北部都會區計劃，跳出港島開發鄉郊，希望20年內建成另一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北部都會區將成香港的浦東新區嗎？上月蔡洪濱以此為題撰文，指出關鍵在於容許制度大膽創新，甚至視之為改革試驗區，於現有的法制下，探索更加積極有為的管治模式，在短時間形成「一港兩治」，藉此複製昔日上海的成功經驗，「如果北部都會區的改革成功，就能進而改進整個香港政府的治理模式」。

管制多損競爭

下一個問題是，作為全新管治模式，什麼要改革，什麼要保留？

他先從過度規管談起。你或許疑惑，香港不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原則、多次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嗎？「這是個錯覺。」蔡洪濱認為，不應該簡單從二元思維看待自由市場，「任何經濟形態都不斷變化，該自由應充分自由，該管制應合理管制，最終希望促進經濟效率，同時令社會發展更平衡。」

有人認為，現時行業收入差距源於市場定價，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現象。「tradable與non-tradable產業，理應有良性互動，例如金融人賺錢愈多，理髮師收入也會更高。換句話說，任何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這種隔閡是不自然的。」

在他看來，香港積壓多年的問題，正正在於「自由的東西很自由，但不自由的東西比別人都不自由，但我們通通看成自由的東西。」舉例說，香港資金、人流進出確實自由，但律師、醫療、建造等行業准入門檻極高，限制競爭，加上死板的框架與制度，最終拖低社會效率，由全民埋單。

他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高舉的新自由主義，旨在減少管制，提升社會效率，香港卻倒行逆施，不但難以滿足市場需求，亦錯過發展壯大成新產業的機會。「現有規則都在保護既得利益者。對他們來說，愈多規則愈有利，因為沒有新的入場者。」

建築費高企是另一例子。根據全球工程顧問企業Arcadis調查，香港建築成本多次獲評為亞洲第一，雖然今年排名略為下跌，仍然是全球前十，高於東京、新加坡、巴黎、芝加哥等大城市。

近年商管學院籌劃興建新校舍，造價之高、工期之長令蔡洪濱有深切體會。「如果說香港工資比外國貴很多倍，那也算了，但平均來說並不是。」他批評，政府管制並非由社會效率出發，繁文縟節帶來額外費用，最終反映在樓價、租金等生活開支上，「只要把這些成本加起來，香港是非常不自由」。

有見及此，他於文章特別提及，開發北部都會區時，必先改革現有遠郊發展模式，例如採用特殊政策，推動農業用地或棕地轉為工業和商業用地，加快開發速度；針對建設融資，亦可考慮發行長期債券、公私營合作制等方法，減少公共財政壓力。

香港變深圳沒意義

與此同時，蔡洪濱強調，香港要堅持國際化、法治、貿易市場自由等傳統優勢。「經歷過去幾年變化，不管政治風波還是疫情，國際形象必然受到一定損害。未來如何保持形象，發揮更大的連繫作用，是政府一大挑戰。」

要數近期最大爭議，不得不提香港出入境政策。為了盡早與內地通關，香港緊隨中國「清零」路線，即使本地確診個案近乎絕跡，防疫措施卻不減反加，引起外資批評。繼香港歐洲商會發公開信稱，嚴格的隔離措施或影響金融中心地位，上月香港美國商會會長早泰娜更因檢疫規定決定請辭。

面對防疫與經濟兩難，他認同通關是當務之急。「短期需要生存，沒有辦法，長遠還是要維持及提升國際形象。如界香港變成深圳一樣的城市，對中國沒有意義。」因此，特區應該擔任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不應該光等別人來」，或者只限於宣傳稅低、出入方便。

「近年香港內循環做得不錯，但是不能持續增長。」隨着去中介化、電子商務等浪潮出現，他強調傳統中介市場已成過去，零售、旅遊業亦漸漸失去競爭力，香港不應再沉迷於「buy and sell」的角色，應該積極解決過分依賴地產、產業結構單一等問題，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現今香港面臨轉型的關鍵時期，需要有明確落實方案。如果只是應急，短期可能可以生存，最後問題只會愈積愈多。」香港既要打破以往對「自由市場」的迷思，放鬆管制鼓勵競爭，政府亦要反思「積極不干預」政策，主動出擊解決社會矛盾。「保留優勢、改進問題，兩者都很重要。」

——節錄自2021年12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