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呼籲打倒文言大錯特錯
202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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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撰文:楊興安 香港小說學會主席

近二三十年來,香港人很少提及胡適。筆者讀中學時,胡適是個了不起的文化人物。記憶中胡適的文章不下三四次被採用為課文,老師甚為重視。香港大學曾頒授名譽法學博士給胡適。胡適一生言行和事業複雜繽紛,本文則只談胡適推動語體文(下文配合胡適稱白話文)的功過得失。如今胡適逝世快將60年,和當日距離遠一點,事情反而可以清晰一點。

胡適1891年生於江蘇,19歲獲庚子賠款名額留學美國,先修農科,後轉至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他通過博士答問後即應蔡元培之聘回北京大學任教。胡適1917年在陳獨秀主編刊物《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引起學界文化界以至整個社會極大回響。其後並為《新青年》編輯之一,推動白話文寫作。1919年發生學生主導之「五四運動」,胡適與陳獨秀等人主張向西方學習,徹底摒除舊禮教的桎梏,推動白話文文學,揚棄中國固有傳統文言古文,掀起文學改革狂燄。後來胡適在自傳中稱此次運動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

文章八大建議

胡適以北京大學作為基地,發動一場席捲全國的新文化運動。胡適認為「文言文是半死的語言」,中國「中古以後的語言工具已經不夠用了」和「只有用白話文寫的文學才是最好的文學和活文學。」1917年〈文學改良芻議〉刊出後,在中國文化界引起極大的反應。他的文章八大建議為:

1、須言之有物。
2、不摹倣古人。
3、須講求文法。
4、不作無病呻吟。
5、務去爛調套語。
6、不用典。
7、不講對仗。
8、不避俗字俗語。

從八大建議中,可見針對尸居餘氣的古文學(古文學中當然還有許多精粹作品),呈現一種新氣象。當時除了《新青年》為白話文鳴鑼擊鼓外,北大一些成熟的學生如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人發行一份稱為《新潮》的學生雜誌響應。1919至1920年兩年間,全國大小學生刊物約共四百餘種,均以白話文撰寫。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國,國民小學第一二年級教材,必須完全用白話文。1922年以後,所有小學教材都要以白話文為準。至此,胡適推動白話文之文學革命,可謂素願以償,十分成功了。

胡適推動白話文,當有其背景。胡適在人生學習求知欲最旺盛年齡到外國求學,接觸到當時美國最優秀文化,再回顧當時中國,無論國勢或清末文學氣氛,已成強弩之末,清代科場重視的八股文更顯出僵化無力。他在外國見到英語講寫如一,便感到中國要以洋為師,文學革命要摒棄舊文化,提出著名的「我手寫我口」的口號。認為寫文章一如英語口筆如一,才能振奮國民,國情才能改進。

胡適說新文學運動古已有之,唐代韓愈提倡以散文代替韻文寫文章,便是早期的文學革命。西方中古時期的失去活力的「死文字」拉丁文影響胡適,深信「文言文是半死的語言」,應被時代淘汰。胡適認為元代已興起白話文學,元曲是普羅大眾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白話文學革命。他說中國文學之復甦,得力於戲曲和白話小說。施耐庵、曹雪芹的小說和不少明清小說,都以當時的白話入文。大受歡迎的小說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小說早把白話文的形式標準化了。胡適並在信中對好友說:「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

胡適的改良文學態度是理性的、尤其是較後提出為學四大主張,切中時弊,屬救國良方。時至今日,社會上可見文章九成九都用白話文。胡適高瞻遠矚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實媲美唐代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貢獻令人敬仰敬佩。不過,今天看來,不免仍有失着之處。

胡適推動白話文,首先喊出「我手寫我口」,和「文語一致」的口號,希望和英語一樣口筆一致。在說北京話的人看來沒有問題的,不過說粵語的人便不能我手寫我口了。因為書面語「我們」粵人說「我哋」,「吃飯」說「食飯」。其他省份說方言的人,也遇到同樣問題。筆者早已撰文應改為「我手寫我心」了。即使有人能「我手寫我口」,文筆卻常顯得淺露。

因為中國語和文,基本上不可能一致。我國自有甲骨文算起,流傳後世的文牘,文字比語言精要得多。古代文牘收藏不便,要精簡。更有時代原因,是書寫的物料珍貴,鑄蝕的青銅器,書寫的縑帛或竹片,都希望下載的文字愈精簡達意愈好。文言古文的表達力和精要、比語言更有深度和技巧。古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試用語言或白話文寫出來,便知道古文的精要可愛。

文言文是「紮馬」功力

胡適、陳獨秀、魯迅,甚而後輩傅斯年、顧頡剛、朱自清等較後期的文人,寫白話文沒有問題,但再後兩三輩的文人,白話文章便大不如前輩了。有些文章空疏,詞彙貧乏;有些文筆纍贅蕪蔓,不能言簡意賅;更多歐化語句的出現,顯然有人走了彎路。說到文采昭然的文章,更是百中罕遇。

何以出現這樣情況呢?當時不知原因,現有看來,道理十分簡單,因為胡適一輩文人、是讀文言文出身的,寫白話文是解放,沒有出現大問題。較後一輩朱自清等人,也是讀文言文成長的,再後三四輩文士,缺乏古文行文修養,毛病便顯露出來。能習文言文,好比學武先學紮馬,馬步穩了才耍功夫,招招得心應手。後兩三輩的文人,文言文讀得較少,根基較弱,沒有「紮馬」功力,功夫便虛浮了。相信這個問題,胡適和當時推動新文學大旗手陳獨秀等人都沒有注意到。

——節錄自2021年12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