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香港雖然同為「特別行政區」，惟一直被視為「乖孩子」，與中央高度保持一致，歷年接收不少「大禮」，去年「新賭王」周焯華被捕，令外界大感錯愕！20年前賭權開放，中美正值蜜月期，歡迎外資進駐；今年賭牌到期，碰上中美角力，政治風雲色變。一葉知秋，澳門賭業的未來發展，國家安全將凌駕商業利益、本土利益之上。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一座人口不足70萬、土地面積僅30餘平方公里、相當於半個荃灣的小城，如何能成為國家的「金蛋」？答案是靠「賭」。中國境內全面禁賭，唯獨澳門例外，即使受疫情衝擊，仍能連續第15年「派錢」﹝圖一﹞，羡煞14億同胞！

但這隻「金蛋」恐怕漸成國家的「計時炸彈」。表面上，澳門回歸後獲「中央祝福」開放賭權，打贏拉斯維加斯，成為賭城「一哥」為國爭光，連彭博都形容澳門「要富貴而非民主」，所以社會夠穩定。

實際上，五光十色背後，暗湧不斷，甚至為國安構成危機。去年，太陽城集團創辦人周焯華被捕，便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位官媒口中的「最大罌粟花」遭殺雞儆猴，死因正是逾越國家「紅線」，事關長期以來，「澳門的繁榮」都是建立在「國家的痛苦」之上。

人稱「洗米華」的周焯華，其發跡就是澳門的縮影。曾被視為「新賭王」，但有別於「賭王」何鴻燊，周氏沒有賭牌，而是坐擁多間賭廳，即貴賓廳（VIP room），官方名稱為「博彩中介」（Junkets）。2016年，政府報告顯示，澳門博彩收入高達60%至70%，就是來自貴賓廳。

貴賓廳如何運作？簡單而言，就是由中介人（廳主）承包賭廳，然後僱用「疊碼仔」拉客，他們透過折扣向賭場換取「泥碼」（無法兌回現金），再跟賭客直接換碼賺取差價﹝圖二﹞，而賭場只負責提供荷官、場地及其他後援。

在澳門，中介人制度不單止合法，並且會正式掛牌，可以是公司或個人，博彩監管局每年都會列出名單，惟此第三方貴賓廳制度與博彩批給的精神不合，且難以監管，「拉斯維加斯就沒有第三方貴賓廳」，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王長斌告訴記者。

紅線一：破壞國家社會治安

「博彩中介人」的出現，背後有歷史原因，可追溯至八十年代，當時何鴻燊已壟斷賭場生意，惟賭廳則為黑幫兼併，所以為穩定內部，何氏遂通過外判方式，維持幫派勢力均衡，周焯華於九十年代就在尹國駒（崩牙駒）旗下擔任「疊碼仔」。1999年澳門回歸，「貴賓廳」亦順利過度。

長久以來，賭廳與黑幫關係密切，變相成為「法外之地」。過渡期間，勢力平衡更因權力真空一度被打破，導致澳門街頭槍林彈雨。後來，中央「又傾又砌」招安奏效，澳門始出現「黑社會也有愛國」局面。

惟「灰色地帶」始終弊病叢生，王長斌就批評，澳門貴賓廳缺乏透明度，「拉斯維加斯都有貴賓廳，不過是賭場自行營運，而且受到監管，賬目必須公開，抽成佣金較清楚；反觀澳門，貴賓廳由第三方經營，有些不透明操作，例如很多時從內地領來賭客後，錢是怎樣轉移過來呢？」

當中，很大機會就牽涉到地下錢莊及放貸。回歸後，澳門貴賓廳主要客戶，由香港、日本及東南亞轉變為中國內地，由於內地跨境資金受限，存貸服務遂應運而生，所以「疊碼仔」的收入，「很多時不是靠佣金，而是借貸及追債」。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呂開顏透露，許多「疊碼仔」就並非澳門人，「以周焯華案為例，骨幹成員張寧寧在溫州落網，他們的『合作人』便是內地人，澳門當局也無法監管」，而坊間普遍認為，「疊碼仔」人數超過1萬。

隨着貴賓廳業務不斷膨脹，澳門賭廳與大陸關係網形成產業鏈，周焯華就起碼持有15間內地公司。太陽城以外，多間澳門賭廳同樣非法「開賭」，從內地起訴書可見，部分賭廳與內地人合作，更會約定分紅，以高息招徠股東，從而承接巨額投注。

換句話說，「整個博彩過程中，大部分社會成本，其實是由內地承擔」，呂開顏解釋，原因是由招攬賭客到追數，很多時都會衍生出放高利貸、黑社會介入等非法事件，不過「大部分都在內地發生，澳門相關罪案反為較少」。

法律學者王長斌強調，中國始終不鼓勵發展博彩，惟顧及此乃澳門支柱產業，牽涉眾人生計，才沒有全盤否定，過去內地執法亦相對寬鬆，然而一旦嚴格執法，「賭廳所有在內地組織客人來澳賭博的活動均屬違法」。

從國家規劃來看，北京很早已釋出訊號。一方面，由「十一五」到「十三五」規劃，中央明確要求澳門「多元發展」及「產業轉型」；澳門回歸20周年，國家領導人南下，惠澳政策亦重申「擺脫依賴博彩業」；另一方面，隨着資本管控持續收緊，內地居民最多只可帶2萬元人民幣出境後，連ATM提款上限亦設為每年10萬。

中央軟硬兼施，希望澳門產業多元化，「去年就修改刑法，加重賭博罪名懲罰」。王長斌指出，包括「開設賭場罪」最高刑期由3年提高至5年，並新增「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周焯華便因「跨境賭博」被捕。

紅線二：導致國家資本外流

2014年國內開始大力打貪，澳門一向被視為內地貪官污吏的其中一個洗錢渠道，結果澳門GDP立竿見影，大跌21.5%！打壓時間及力度，超出市場預期，近年賭廳為了避險，將業務國際化。

以周焯華為例，便轉戰東南亞及俄羅斯，開設實體及「網絡賭場」，肥水流入別人田，結果犯下「大忌」，觸及最敏感的「破壞金融秩序」。周氏擁有菲律賓及柬埔寨網上賭牌，伺服器亦設在中國境外，最大問題是賭客依舊來自中國。

封關前，該集團利用既有內地網絡，借「旅遊」之名帶團到東南亞聚賭；封關後，線上賭場無遠弗屆，但主要還是「深度滲入中國內地」，規模及人數更持續擴大，最終招致中國監管部門「高度重視」。

平台通過現場實時直播，協助中國賭客遙距下注，24小時運作，一對一服務。籌碼由10萬港元起跳，最大面值為100萬，並可用人民幣結算賭資，甚至成立內地專責部門，通過無數張境內銀行卡，滙集資金及結算，再通過地下錢莊，將大部分盈利流向境外。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譚秋桂曾經形容，該模式實質相當於「在中國境內開設賭場」。大量賭資經非法渠道滙至境外，屬於「資金惡性外流」。官媒估計，單單是太陽城網絡賭場，每年賭注額已超過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彩票年收入近兩倍，每年盈利更高達數百億元。

太陽城僅屬冰山一角。近年，澳門賭廳開設賭場、偷越邊境、聚眾賭博等涉案者眾。有傳媒翻查內地起訴書，便發現包括德晉、廣東會、黃金、鉅星、恒升等貴賓廳，總涉案金額高達122億元人民幣。

在澳門，資金外流規模遠超想象。「從澳門M2對GDP比例來看，最高達到2000%，即二十倍，中國則為215%。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兩倍於GDP已相當高。」呂開顏表示，數據反映走資嚴重，皆因「M2指流動資金，澳門需要那麼多錢嗎？官方更無法統計地下經濟」。

事實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打擊跨境賭博，最少曾作出六次批示，明言行為「嚴重影響我國經濟安全」。王長斌認為，中央重拳並非針對澳門，「前幾年已經打過南韓及澳洲賭場」。儘管如此，周焯華案引爆風暴後，澳門持牌賭場都紛紛「割席」，永利及新濠博亞，率先停止貴賓廳業務。

紅線三：潛在洩漏國家機密

六大博企變驚弓之鳥，皆因關係到續牌。今年6月賭牌到期，在重新競投過程中，「國家安全」將是考量。去年，澳門政府「突襲」宣佈修改《博彩法》，在諮詢總結中，就有意見提出訂明「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

「愛國」並非靠拍主旋律電影，賭場要切實滿足「國家安全」需求。官方對業界早有微言，澳門政府於2016年檢討報告中，便指在反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上，博企內部監控不足；近年澳門博監組織變革，據報便引進國安背景人員。

博企不能再置身事外。「最近，澳門終審法院在貴賓賭廳多金虧空公款案中，就裁定永利作為持牌人，亦須負上連帶責任」，王長斌解釋，背後意味着「持牌博企承擔民事責任外，還要承擔貴賓廳的經營責任，若博企對貴賓廳的經營行為嚴重缺乏管理，甚至有機會被吊銷牌照」。

高度重視國安，與外圍環境有關。早在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更將港澳納入國安體系。「澳門從來是利益交換的地方」，政策研究學者呂開顏強調，賭牌最終決定權，不在特區，而在中央；同時，並非以澳門利益出發，而是國家安全為主。

「2002年開放賭權，正值中美高度互信，外資賭場遂得以進駐澳門﹝見表﹞；如今，中美關係僵持不下，未來很視乎國家如何定位澳門。」呂開顏指出：「若然澳門已經進入『內循環』，只需要接待內地賭客，沒有外資賭場都沒有大問題。」言下之意，就是賭場關係到資訊安全。

回到中央最「痛恨」的貴賓廳中，賭客便多數為大陸權貴。澳門政府曾經統計，當中就有25%為政府官員、25%為國企老闆、30%為私企老闆，所以早在2018年，澳門賭場已佈下「天眼」，針對內地公職人員，包括銀行及金融從業員。人臉識別更大派用場，數據庫記錄官員外貌特徵，內地亦不時派員人肉搜查。

站在中國領導層角度，「可控」是最大考量，尤其面對當下中美局勢，所以期望中資在美企佔股擴大。另一邊廂，美資博企為換取北京信任，金沙就主動撤出拉斯維加斯，種種舉措都衝着潛在「政治風險」。澳門行政會形容，博彩業為「特殊行業」，自由市場未必完全適用。另外，更有傳北京有意在賭場使用數碼人民幣。

——節錄自2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