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管治困難是不爭事實。隨着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的落實，下屆特首將在全新格局下施政。剛提出的「北部都會區」不只是創科研發的中心，也是新管治思維的試點。中央要求香港「良政善治」，面對日趨複雜的國際形勢，港府要重新思考自身角色，無論誰出任行政長官，管治思維都必須徹底改變。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第五波疫情襲港下，這場《國安法》落實後首次進行的特首選舉已動用《緊急法》延至5月。連月來，港人活在特區抗疫政策下，嚐盡寒風中苦候數小時強檢，甚至病床餐風露宿，此等管治會因換人扭轉嗎？政圈盛傳下任特首將採「澳門模式」產生，即一人入閘參選，名副其實「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躺贏論」

此言非虛！下任特首要戰勝自己先改變思想。去年，中央已不斷釋出訊號。在「完善選舉制度」下產生立法會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王振民便形容，此為香港有史以來完全消滅「躺贏」之舉。

皆因現在再沒政治表演、鬥誰反對國家，而是「拼政綱、經驗、能力及愛國愛港信念」，原則同樣適用於特首選舉，單靠「祝福」不夠。

其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新春賀詞中再次告誡香港勿「躺贏」懈怠，或遇難題繞道，只會失去變革的勇氣，變相就是「愛國者治港」的標準。意即無論下屆特首誰屬，也要做到「良政善治」。

原因是香港還有「深層次問題」未解決，發展亦面臨不進則退，特區管治團隊要「積極作為」，包括「制度及機制需要建立健全」。中央三番四次批評「躺贏」思維，言下之意就是要求特區政府「做實事」。特首林鄭月娥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便明言呼應中央支持香港與深圳「一河兩岸」的構想。

不同昔日新市鎮發展，甚至作為基礎的《香港2030+》遠景規劃，「北部都會區」是本港首次考慮國家規劃後所寫，而且計劃非單純土地供應方案，在建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過程中，該區所引進的新發展模式，有機會推至全港。

「一港兩制」

港交所前行政總裁、全國政協委員李小加率先拋磚引玉，提出「一港兩制」構想，將香港分為「南香港」及「北香港」。

「北部都會區」是「特區中的特區」，所在地「北香港」另立「北部特區法」，跟傳統框架不同，可摒棄窒礙發展、制約資源重新配置的現行制度，同時吸納內地優良政策；「南香港」呢？沿用現行模式。如何劃分南北邊界？李小加沒闡述。

不過，概念有其歷史軌跡，早在殖民時代，新界已實行另類「一港兩制」，例如設邊境禁區政策，管治思維亦截然不同。「港英政府只發展九龍及港島，因為在他們心中，割讓才是屬於自己，租借新界只為緩衝（cushion），目的是防範中國，自然沒發展動機」，港大地理系名譽副教授王緝憲向本刊表示。

「現在一河之隔，為什麼深圳發展迅速，香港卻凍結起來？回歸後有不同解讀，其中有指是為環保。」王緝憲在香港執教達30年，熟悉中港城市規劃，他現為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曾任職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

時移世易，邊陲地帶政策逆轉。問題在於「北部都會區」意欲劍指的是回歸25年來都無法實現的「科技夢」，發展模式如果仍是舊酒新瓶有意思嗎？

相反，港大經管學院院長蔡洪濱表示：「在經濟學上就有個『大推動理論』（Big Push Theory）。」概念與「一港兩制」實際異曲同工，所謂「大推動」（Big Push）是一套發展理論。「為什麼有些地方發展不起來？很大原因是條件不好，例如缺乏基建、人才及市場，所以沒有企業願意進場。這時候要有Big Push來起動，在最初期已要有發展規模，背後力量需要足夠大，以及一系列支持政策。」

浦東經驗

蔡洪濱曾撰文，述及九十年代上海浦東開發。長期以來，上海都是全國最發達城市，坐擁最大工業基地，直至八十年代，廣東省沿海地區，因受惠於改革開放，經濟突飛猛進，上海「一哥」地位備受挑戰，GDP佔全國份額從1978年7.5%跌至1992年4.1%。

不過自從鄧小平南巡後，上海就抓緊了反彈的契機。「深圳發展起來，上海變得相對落後，如何重新出發呢？上海政府的答案，就是在浦東建立特區。」

傳統而言，上海是老工業區，國企為主，舊有體制力量很大，改革不易；浦東不同，當年只是廢地，正因沒包袱，在發展過程中，更有空間嘗試更新、更有效率的做法，「包括發展金融業、促進私營領域等，成功的話會反過來推動老區」，結果歷史驗證確有成果。

蔡洪濱認為，香港都要突破制度框架，否則以一般按部就班的速度，很難說服大型研究中心進駐，「等10至15年政府審批撥款，項目先開始起動，誰會願意參與？」反為在融資模式上，他建議可發債、入股、尋找合作夥伴共建，甚至邀請地產商投資基建等。

「沒有規劃能一步到位，但發展要有勢頭。具體來說，就是政府要有信心告訴中外企業，這個地方5至10年後會改頭換面，10年後基本成型，15年後就準備就緒。」他套用內地說法，就是要有「頂層設計制度」，用戰略規劃去構想項目。

產業精神

講「戰略」李浩然實戰豐富。這位新任立法會議員，現為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官，過去曾在貴州當縣官，「息烽縣當年很窮，年收兩億還要財政轉移」，但窮鄉僻壤都有戰略高度，「我負責的那幾條村，10年前已在討論2025年，縣政府傾『十四五』如何跟貴陽融合」。

以月薪2800元人民幣，擔任縣長助理，李浩然做足􀀕年，曾分管教育局、司法局、法制辦、政研室及衞生局等部門，「地方窮要發展經濟，高鐵十分關鍵」，當年他的「得意之作」就是「向鐵路部成功爭取高鐵站」。

在內地，由縣政府、市政府到省政府都要招商引資。李浩然表示：「內地官員有『產業基因』，他們清楚企業需要什麼，再營造市場環境，所以創新能力很強。」舉例電動車，他指，自從上海政府以優惠條件（例如土地）招攬Tesla設廠後，已足以構建起當地產業鏈，包括上中下游，「充電池原是中國弱項，現在都提升得很快」；再說，自「十四五」規劃定調發展尖端科技後，即使是南京、烏鎮及合肥等二三線城市，也很進取搶半導體企業，大手筆給出財政補貼，包括購房及子女教育等補貼。

反觀香港？「內地官員便有種『拿你沒辦法』的感覺。事關每次開完會後，香港似乎都無實質行動。」李浩然透露，以大灣區為例，當香港仍流於會議、論壇時，內地已經落實很多措施。

即使是「北部都會區」，今時今日，在香港仍屬『概念』，連道路網都未有；反觀，深圳已經很積極配合，當地各區召開黨代表大會後，均定出未來5年的經濟目標，謀求與香港合作接軌。

沒「產業基因」歸咎於人嗎？李浩然認為，制度設計決定行為模式。「始終社會發展階段不同。香港是現代化政府，部門專業分工，舉例碰上小販及大排檔，港府最先想到會是怎樣管理，要求全部申請牌照後，不會如新加坡般想到那是產業，可以讓經濟更多元。」

——節錄自3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