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康:公私分工合作缺乏整體規劃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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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康憶述,當年沙士的處理方式都備受批評,惟萬變不離其宗是,醫療系統既要吸取教訓,也要與時並進。 (受訪者提供)

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香港死亡率已超英趕美,兩年累計死亡人數超越武漢。儘管中央援港「有求必應」(送抗疫中藥、建方艙醫院及派內地醫護),但原本享譽國際的本地醫療竟無法應付,私院甚至遭國家領導人批評,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為本刊剖析問題根源。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馮康有份建構香港醫療系統。醫管局在1990年成立,他於八十年代起,已參與醫務行政,曾出任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以及威爾斯醫院行政總監逾十載;離開公營醫療體系後,他轉職中文大學,目前為該校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專業應用教授,同為中文大學醫院行政總裁,懂理論,更有豐富實戰經驗。

2003年沙士,就是馮康接收本港首位沙士患者,後來他自己都感染了;19年過去,香港已持續兩年多的新冠戰疫,「今次有應用沙士招數,前四波都守到,無論感染率及死亡率,香港都是很低的,直至第五波Omicron」。

長者防線失守

他解釋「失守」原因有三:一、Omicron傳播能力遠高於前四波,更遑論沙士;二、老人院疫苗接種率偏低,僅20%;三、每年冬天都是流感高峰期,醫管局床位本已緊張,再碰上老人院舍爆疫,整個系統難逃超出負荷。

「香港長者入住老人院舍,比例為全球最高,達到7%;而這個數字背後,許多院友是極度高齡、身體極度衰弱、長期病患纏身,甚至失去自理能力。」

結構性問題

人口老化、院舍質素及安老服務等,馮康強調,通通都是「老問題」:「香港的醫療系統出事,大家都知道是結構性問題,幾十年來出過無數份諮詢報告、提交過無數建議方案,但問題仍然未解決」。

就以私院拒收新冠病患,遭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批評,有違「白衣天使」的使命為例。馮康表示,香港每年GDP有6%,投放在醫療開支,公私營各3%,目前的確「市民有一半未用到」;但全然責怪私院嗎?恐怕亦不公平。歸根究柢,還是離不開制度設計問題。馮康指出,醫療資源未能盡用,原因在醫管局的策略規劃中,向來由公立醫院承擔所有新冠病患,然後將非新冠患者分流至私家醫院,「私院並非完全無貢獻」。

自沙士以來,香港的應變藍圖,就是由公立醫院主導,私營醫院從來缺席,包括基層醫療。馮康經常引用新加坡為例,皆因星港醫療制度相似,同樣承襲殖民體制,基層醫療由私家醫生提供。

「但在新加坡,私家醫生能幫手分流輕症病人,減輕醫院壓力,原因是當地基層醫療,早被納入應變規劃中,由政府組織;反觀香港,私家醫生在抗疫參與很少,即使有指定診所,也是屬於醫管局轄下,根本無法真正動員。」

實際上,醫管局都有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不過馮康評價,運作始終流於「斬件」,面對疫情更缺乏「系統規劃」。

「參考武漢,他們會透過政府系統,為不同醫院分工,確保新冠期間,所有病人都獲適切治療,並加速發展遠程醫療,例如由政府組織,將藥物送至府上,慢性病人無需出門,當中就涉及數據化」。

套落香港,馮康指出,私家醫院分流亦非一刀切,不同規模可扮演不同角色。「現在,私家醫院都用許多遠程醫療,不過只幫到自己病人,因為沒有大型系統調動資源,公立醫院病人難以受惠。」

為何公私營合作舉步維艱?馮康進一步剖析,指當中牽涉「採購模式」。「對於醫管局而言,他們作為公營機構,向私營機構採購服務時,很怕會落人口實,遭質疑為『官商勾結』及『利益輸送』。」

拋開傳統框架

PPP原意為Partnership,然而實際運作起來,往往僅為純商品交易,從未發展出真正的「夥伴關係」。「對於醫療機構而言,真正的夥伴是需要長時間形成,才能建立信任,繼而互動互補。」

以中大醫院為例,本為私營非牟利醫院,現在能接收新冠患者,背後便關乎信任,「那是由於我們的團隊,其實都是從醫管局體系出來,甚至是在新界東聯網,工作過很長時間,雙方熟悉彼此,所以更易安排病人轉院」。

醫療系統環環緊扣。「PPP與應變系統有關。正因沿用傳統採購有局限,無法形成良好夥伴關係,大家缺乏合作基礎下,一旦需要應急時,也很難調動資源。」

他指出,改變需要跳出既有框架,例如思考創新採購模式,「舉例今年初,團結香港基金會便邀請楊永強教授,撰寫有關『策略性採購』的報告,就是朝着這個方向,探討用什麼模式進行交易」。

疫情大規模爆發,同時反映制度未能與時並進。「香港的應變方案,建基於近20年前沙士,顯然是未夠全面。遇上傳播性強的變種病毒,調動資源更講求速度,科技應該要派上用場,國家講『動態清零』,關鍵元素是『精準』,就是要靠數據。」

但香港未充分發揮優勢。「現在還是應用傳統方式,即公共衛生及病理學控制,不夠快也不夠準,變成今天即使確診,衛生防護中心都無法跟進。」他補充,沙士期間,已建立個案追蹤系統,「當年已將警察追蹤疑犯系統,跟醫管局病人訊息系統連結起來」。

醫療系統只會愈趨講求應變能力。「我讀書的年代,疫症是很遙遠的,課本所指是1918年;但過去二三十年,單單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已經出現起碼三次。日後會否再有疫症?肯定有;與今次相同嗎?肯定不同。應變系統平日已經需要演練。」馮康告誡。

——節錄自4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