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京都骨、一份魚香茄子，再配個白飯，盛惠25蚊，加45蚊還有大閘蟹！——飲食業告急下，「兩餸飯」意外成為逆市奇葩。這款平價餐原本主要出現在基層社區，近年在全港遍地開花，甚至進駐中環、金鐘一帶。不過，「窮人恩物」落戶金融核心地帶，對本港經濟卻並非「福音」。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現在這樣叫『全餐』，三餸44蚊，加2蚊有餐飲，加8蚊有湯，總數54蚊。」Andrew細細個已經開始食「兩餸飯」，最近頻頻在媒體曝光，皆因他是Facebook「香港兩餸飯關注組」群組版主。

「住家菜」變「酒樓餸」

傍晚6時半，灣仔軒尼詩道人來人往，除巴士站大排長龍外，鄰近的「兩餸飯店」都不遑多讓，記者坐足1小時多，眼見排隊食客絡繹不絕，包括西裝友，「這些『師奶餸』，以前多數是藍領、基層買，但現在商業區內，是不同人都買」。

「買完剛好搭車回家。」Andrew邊說邊吃得津津有味。為什麼那麼愛吃「兩餸飯」？「有屋企味道啊！」「兩餸飯」並非香港獨有，形式類似中國的「自選菜」、台灣的「自助餐」，在馬來西亞則叫「經濟飯」，也不是新鮮事——Andrew憶述，他早在中學時期，即1996年初嚐「兩餸飯」，「當年返暑期工，在工廠飯堂食，比茶餐廳碟頭飯更平，而且是家常菜」。

時至今日，Andrew為家人準備晚餐，也會「幫襯」兩餸飯店，「買四個餸，大概190蚊，已經足夠一家四口，我自己蒸碟豆腐都要40蚊了！」以為「兩餸飯」得個「平」字？非也！Andrew作為忠實擁躉，告訴記者是愈來愈高質！

「我在土瓜灣就見到斑頭腩。」他分享，以往過時過節會上酒樓，外父必點「斑腩兩味」，即一炆一蒸；禁堂食後，可以怎樣食到「酒樓餸」呢？「有兩餸飯店能提供單人份量，只需要加8蚊；酒樓的話，起碼要200蚊，而且是6至8人份量，在限聚情況下，也比較難點菜。」

斑頭腩以外，兩餸菜式愈趨層出不窮，例如梅菜扣肉、芝士龍蝦，甚至時令大閘蟹也有，當然要加錢，不過都是十元八塊，「高檔」程度跟昔日蕃茄炒蛋、蒸肉餅等家常便飯，不能同日而語。

兩年前，Andrew索性設立群組分享「為食」情報。他正職為社工，坦言起初開版純粹為「好玩」，只是邀請朋友入組，沒想到自己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社交平台上，不同食物都有關注組，目前Andrew開設的「兩餸飯」群組，成員已經超過9萬，「片皮鴨都是約7萬」。

人數以外，「兩餸飯」版圖都不斷擴張，開始跳出基層社區，例如標榜售價25蚊、連鎖兩餸飯店「岱民」，6月初便落戶中環嘉咸街。另外，甲級商廈都有「兩餸飯」蹤影，包括金鐘太古廣場Lumi Deli及中環置地廣場Eatizen，儘管售價比較高昂。

但熱潮背後，恐怕非經濟學者所樂見，「香港經營成本高昂，兩餸飯店即使很有心，奈何價錢始終會局限質素。以食材損耗為例，高級餐廳，一斤菜只用三分之一，斬前斬後，中間最靚才上碟，『兩餸飯』能這麼奢侈嗎？」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兼任教授蘇偉文表示：「靠平已經不是健康現象！香港不應該這樣競爭。」

港版經濟寒暑表

宏觀來看，本港經濟第二季跌幅，由3.9%放緩至1.3%、通脹率則為1.9%，失業率由4.3%降至4.1%。蘇偉文坦言，單憑這堆數字，未必能充分反映經濟，舉例失業率，在香港低於3%已可稱為達到「全民就業」。實際情況呢？

「經濟學者不能只對着部電腦，那是armchair economist（離地經濟學家），好似通脹率，目前香港是1.9%，但你試試拿着20蚊落街市，看看最後買到多少餸，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經濟學上，便有所謂「唇膏效應」（Lipstick Effect），透過觀察唇膏銷量來衡量經濟景氣度，蘇偉文認為「兩餸飯」同樣具參考價值。「理論原指美國在大蕭條期間，女士不想以素顏示人，而在芸芸化妝品中，要數唇膏最平，所以買來哄自己；現在，『兩餸飯』也反映香港市場改變。」

後來，有跨國化妝品集團遂以「唇膏指數」，作為經濟的反向指標，即經濟愈差，唇膏銷量愈高。在千禧年代，科網泡沫爆破後，唇膏銷量便不跌反升。不過，「唇膏指數」在新冠疫情宣告失效，由指甲油取代，後者同樣價格不高。

那麼，如何計算「兩餸飯指數」呢？蘇偉文認為，最簡單做法，就是參考「銷售點數量及營業額」。另一邊廂，去年11月，Andrew牽頭製作「香港兩餸飯地圖」，號召網友集思廣益。「4月21日，晚市恢復堂食，當時很多人討論會執幾多間呢？答案反而是增加100間﹝表一﹞。」他補充，地圖記錄專賣店外，兼賣都計算，包括酒樓及茶餐廳，最高1個月多20間。

「經濟好不會留意到『兩餸飯』的，經濟差才恍如發現『新大陸』。」蘇偉文憶述，早於03年沙士，「兩餸飯」便曾以「熟食餸」的名字，一度席捲全港超市，直至05年出現「自由行」，才重返基層地區。

他分析：「以前沒有限聚令，個場尚且有客；現在，限聚是生死時刻，遊戲規則完全不同，所有餐廳只能外賣，酒樓是沒競爭力的，所以只可埋身肉搏、打『爛仔交』，最後就是賣『兩餸飯』。」

有數得計。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對普遍食肆而言，從前外賣佔生意額僅3%至5%，疫情後增至30%，但外賣平台從中抽30%；「兩餸飯」更靠薄利多銷，酒樓兼賣僅屬權宜之計，「佔地起碼七八千呎，賣多少盒才夠交租呢？」

「沙士約3個月，香港便解除疫埠，但已經有超過2000間食肆結業，我自己都佔6間。」黃家和苦笑，憶述當年痛失一手創辦的連鎖茶餐廳品牌「大排檔」，「現在差過沙士！」他直指，2年來，逾3000間食肆曾停業，600間不幸結業，「7月底，『延租令』結束，有法律界朋友透露，近兩個月法庭審理『追租』個案，便超過1萬宗，估計涉及8000間食肆」。

「兩餸飯」為何崛起？簡單來說，就是「執死雞」，因為許多食肆捱不住，或者縮小舖面，自然會削減人手，廚師失業後索性自立門戶，「兩餸飯」門檻是最低，「若然業主有食牌，甚至可立刻開業，對他們來說是無得輸！」黃家和一語道破。

作為香港支柱產業之一，餐飲業只是整體經濟的縮影。實際上，「兩餸飯」現象背後，反映出三大趨勢。

——節錄自11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