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床師全稱是「中南海聽床師」，是一個戲稱。中國政治不透明，外界評論家想了解內情就只能通過一些零碎的線索拼湊，猜想。有些評論家甚至無中生有，胡編亂造，以達到聳人聽聞的效果。

撰文：閭丘露薇

不久前接到一個朋友電話，劈頭就問：「你聽說了那個謠言了吧？」而我居然絲毫沒有猶豫地回答：「噢，那個，聽說了。你不是當真吧？」

我沒有猜錯，他說的那個謠言，正是在二十大之前，推特上傳播頗廣的一個消息：北京發生了政變。因為朋友人在上海，我當然明白他為何說話如此晦澀，而我早就習慣，在和內地朋友談論敏感話題的時候，盡量避免在對話中使用敏感詞。

朋友解釋，因為我過去一直報道中國時政新聞，應該消息靈通。這讓我哭笑不得，唯一能給對方的忠告，就是不要相信「聽床師」們。

最近「聽床師」這個詞在海外的中文網絡上又活躍起來，時不時有網友問到底如何定義，想必是因為這段時間，各種圍繞中國政治的謠言和傳言又多起來的緣故。品葱上一個網友的總結和我的理解還比較接近，「聽床師全稱是『中南海聽床師』，是一個戲稱。中國政治不透明，外界評論家想了解內情就只能通過一些零碎的線索拼湊，猜想。有些評論家甚至無中生有，胡編亂造，以達到聳人聽聞的效果」。

「聽床師」的興起，謠言登堂入室，說到底是因為資訊不流通。其實這些一直存在，只不過以往是以書和雜誌的方式。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少內地來香港旅遊公幹的人，當中很多是體制內人士，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書報攤，或者二樓書店買那些關於中國政局的雜誌和書籍。他們對於裏面的內幕消息深信不疑，而透過閱讀，自己也變得消息靈通起來。

我曾經也是這些內容的愛好者，直到做了幾年的中國時政新聞報道，有機會跟隨中國領導人外訪，近距離接觸和觀察官員和他們身邊的人之後，發現原來之前看的那些，錯得離譜。當然，這種闢謠不是被造謠一方的主動行為，而是我作為受眾，透過可靠準確的資訊獲取，進行比對之後的結果。只是，絕大對數人缺乏這種渠道，自始至終處於訊息黑箱當中。就好像此刻的我，也早就喪失了獲取資訊的渠道。只是依靠經驗和常識，不會依靠「聽床師」們的消息，來做判斷。

有很長一段時間，香港和海外的中文媒體，確實會有一些獨家，提前報道中國的政情和人事變動。我還記得，二十年多年前在北京跑時政新聞，遇到內地同行，他們會開玩笑，說香港媒體是中共的「海外組織部」，因為經常提前報道官員陞遷。而這些報道的後續也非常有趣，不少被證明是準確的，有的則導致「見光死」，被報道的官員不僅沒有如期陞遷，甚至被突然解除職務。這些消息來源，當然來自於跑中國新聞的香港記者們努力建立的人脈，也包括北京一些官場人士，故意藉香港媒體向海外放風。後來，這種模式，開始出現在外媒身上。

不過，這種狀況在這兩年已經不復存在。香港的新聞媒體大幅度減少一手中國新聞報道，外媒的很多中國報道記者，常常是在海外報道中國，加上和海外媒體接觸，變得敏感，於是，新聞媒體無法提供人們迫切需要的資訊。這讓「聽床師」們找到了自己的機會，扮演起另類媒體的角色，迅速填充了這個新聞媒體無法抵達的資訊空檔。過去，因為沒有社交媒體，這些「聽床師」們的消息，會在各種飯局上流傳，但是現在，社交媒體瞬間放大了傳播速度和傳播範圍。很多人對「聽床師」們的消息深信不疑，相信當中不少人，正如他們聲稱的那樣，有特殊渠道，可以主動或者被動的獲取內幕消息。

訊息不流通，會導致訊息尋租現象。2000年初的中國學界，有一些研究，正是關於在社會轉型時期，一些政府部門和工作人員，如何憑藉訊息的可控性，傳播性等特點，來控制訊息從而獲取利潤，從而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呼籲要加快訊息公開的立法。雖然之後相關研究不多，但是隨着反腐運動的展開，中共對於訊息尋租的現象，並沒有輕視。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主管的刊物《秘書工作》，在2019年發表了一篇關於領導秘書的文章就指出，需要警惕秘書利用訊息優勢，傳播小道消息，狐假虎威，為自己牟利。

至於現實生活中，「政治騙子」為何會行騙成功，是基於被騙者的思維模式。他們不認為自己生活的社會，政府運作是透明的，因此需要透過這些有通天能力的「神秘人物」，才能解決問題，擺脫困境。最近一個「政治騙子」在香港成功行騙，一開始仍覺得不可思議的。一名大學老師，居然被假冒香港衞生署和大陸公安的電話，騙走近四百萬元。但再仔細一想，過去這麼多年，有那麼多自稱傳達「阿爺」口信的人行走香港，一些成為社會菁英的座上客，為的就是希望從他們的口中探得一些口風，好讓這些訊息幫助自己做出聰明和有利的決策。那麼，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節錄自《信報財經月刊》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