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打工新哲學Quiet Quitting
2022年11月23日

對員工來說,假設並非完全沒有其他工作選擇,是否留在原有公司,不外乎三個因素──薪酬是否合理?工作量及壓力是否大到影響健康?上司管理是否合理?公司只要同樣考慮這些因素,並調整對員工的期望,理解員工不可能每天24小時奉獻給公司,員工對工作不投入的問題自然解決。

Image description
「無聲辭職」指工作者反對過度努力,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不多做或超越自我。 (法新社圖片)

撰文:杜思平 資深傳媒人

美國近月興起談論「無聲辭職」(quiet quitting),大意是指仍有全職工作,但不會為這間公司全力拚搏。不少人爭辯究竟這是好事抑或壞事,但只聚焦「無聲辭職」一詞來討論,沒有意思。這個網絡流行語興起,反映疫情改變了勞動市場、工作環境以至人際關係,資方、上司和員工都要就新形勢調整職場互動,更重要的是借此機會,釐清公司與員工之間各有什麼責任。

據估計,無聲辭職今年3月最先由一名事業教練在網上影片提出,到7月24歲紐約工程師Zaid Khan在TikTok影片提到這個詞彙,才發揚光大,成為網上熱話。他在這段17秒影片中說:「我最近學到一個詞彙,叫做『無聲辭職』,你不是真的辭掉工作,而是放棄較別人預期做得更多更好(going above and beyond)的想法。你依然履行職責,但不再認同奮鬥文化(hustle culture)的思維,不再覺得工作就是你的生活。現實上,你的生活,以及你身為人的價值,並非由你的勞動來定義。」

根據 Khan所說,無聲辭職是指員工沒有辭職,仍有全職工作,但改變了工作和人生態度,上班只會做到剛剛好便算,不加班,不做崗位要求以外的職務,不熱忱工作及公司,不熱中跟同事和上司打好關係,避免參加不必要的公司會議和活動,將自己的身份跟工作脫鈎,人生更專注工作以外的東西。

無聲辭職引起很多討論,除了支持,反對的也有不少。美國商界名人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說,無聲辭職不只放棄工作,還放棄了人生,想無聲辭職的人應該找一份能燃起他們幹勁的工作。著名投資者奧利里(Kevin O'Leary)說,準時5點關電腦的人不要跟他工作,這些人最好跟他的對手共事。一些商界和人事顧問警告,如果員工無聲辭職,公司也可以「無聲炒魷」(quiet firing),把你投閒置散,逼你離職,而且經濟已經轉差,企業難覓人手的情況不會永遠出現,當公司需要裁員,自然最先炒沒有上進心的員工。

無論是撐是反,直接斟酌無聲辭職一詞來討論,意義不大,因為這個詞語定義粗疏,人人的理解都不同,甚至有誤導之嫌。絕不加班,有人認為是連工作期間也得過且過,但也有人認為工作時間認真辦事,效率高,所以準時完成合約指明的工作,保留私人時間只是為了尋求工作與生活之間有更好的平衡。

工作態度其實沒大變

不少人引述調查機構蓋洛普9月發布的每年調查,力證無聲辭職存在,連蓋洛普發表這份民調時也趕潮流,指出32%受訪者表示「投入」(engaged)工作,比率連續兩年下跌,18%表示「主動不投入」(actively disengaged),比率連升兩年〔見圖〕。蓋洛普認為,這兩者以外的人士符合時下無聲辭職的定義,因此得出50%美國人正無聲辭職的結論。

無可否認,由2010年起至2020年的10年間美國人對工作投入的程度穩步上升,之後兩年回落,而且35歲以下年輕人對工作的熱忱顯著下降,稱「投入」的比率較疫情前跌了6%。不過,這個調查2000年起每年做一次,拉長看22年的趨勢,無聲辭職的比例一直在50%上下,可見美國人的工作態度沒有顯著大變。

質疑工作的「反工作」(anti-work)文化一向存在。差利卓別靈1936年著名默片《摩登時代》正是質疑在工廠長時間做着重複的刻板工作是否合理,六十年代嬉皮士(hippies)文化否定了「正正經經打份工」的主流價值觀,九十年代出現「都市浪人」(slacker)風潮,生活拒絕遵從社會期望,工作主要為賺取生計來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動畫《阿森一族》(The Simpsons)1995年其中一集出現過以下情節,男主角爸爸跟女兒說:「日後如果你不喜歡你的工作,不要罷工,只要繼續每天上班,工作草草了事便可以,這就是美國的做事方式!」

由此可見,這種「誰發明了返工」的批判由來已久,但時代不同,當中討論的細節各有不同。無聲辭職引起這一輪對工作的反思,主要源於新冠疫情。

疫情引發價值觀巨變

回想接近3年前,新冠病毒殺到,多地封城,大量員工變成在家工作,工作會議變成線上進行,突然間很多人嘗試到毋須每天通勤的生活,發現科技已進步到大家不用經常親身碰頭也能完成工作,省下的交通時間可以用來做其他不同事情。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以往每天上下班及工作已佔去大部分時間,但現時在工作天也很容易兼顧工作和閒餘活動。甚至,一些人轉戰網上,例如在電商平台、外賣App、YouTube等找到賺錢機會,可更靈活分配工作與休息時間。這種經歷難免令一大批人改變工作態度。

更內在的是,疫情期間,生活好像戛然停止,不少人失業,未能即時找回工作,其他人也大大減少社交活動,獨自留在家中的時間多了很多,跟人接觸的機會少了。這種情況下,大眾集體反思自己的生活,各人的生活優先次序、價值觀和重視的東西出現大改變,質疑昔日把工作看得這麼重的想法是否需要改變。

——節錄自11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