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劉淑儀:公務員從來沒有政治中立
2023年1月4日

攻讀英國文學、殖民政府AO出身、師承「民主先生」Larry Diamond,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一向予人西化形象,惟在本刊訪問中,她自揭家族歷史,強調自己有愛國DNA。香港由亂及治,她稱政府需打造一支「又紅又專」的公務員團隊,強調即使在英國管治下,香港的公務員都沒有政治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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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強調自己不是忽然愛國,由於家庭的獨特背景,小時候已耳濡目染,後來做公務員與內地交流也加深了對國情的了解。 (黃潤根攝)

撰文:黃愛琴 本刊高級記者、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公務員辭職潮非壞事

葉劉淑儀(葉太)是本港政壇形象最鮮明的人物之一。在芸芸政客中,其言論、打扮、社交媒體,不時都有「突出」表現。回歸前後香港政壇丕變,葉太都能適應新形勢,從港英時代政務主任(AO)開始(1975 年)起,就一路扶搖直上,其後順利搭上回歸「直通車」,98年晉升為香港首位女性保安局局長,直至03年推銷「23條」黯然下台,但政治生命並沒有戛然而止。

其實現屆政府不少高官,包括特首李家超,當年都曾經是葉太的下屬。評論移民潮下公務員大失血〔見圖〕,葉太認為反而是好事,正好趁機來個大換血。「好處是不喜歡香港的人走了,留下的都是對香港有承擔的人。如果不想宣誓、不想學習,咁咪由得佢哋走囉。我們就培養那些全心全意支持國家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法的人,重塑一支同心同德的公務員團隊。」

問她會否覺得事緩則圓,改革毋須太迅太猛,她笑稱:「未必是快慢的問題,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接受不到。」

遍歷改朝換代的葉太道出癥結所在:「回歸初期,中央覺得香港公務員效率高,很規範,亦廉潔。後來發覺政治上出現分歧,原來很多公務員不接受自己那一套,即是諗住走西方、泛民那套,甚至政治矛盾浮出水面時,有些公務員還走上街參與抗爭。」

「政治中立」犯大忌

從「港人治國」到強調「愛國者治港」,中央將「忠誠」視為考核特區掌權者的標準;十幾萬公務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効忠特區。會否有違「政治中立」?「中立係咩意思先?即不聽上司話?」葉太批評「政治中立」四字語意不明,容易產生不同演繹,例如被演繹為「可以『中立』不愛國」。

葉太親歷港英年代的官場,她憶述,那時候公務員從來都是要聽從最高指揮,「大老闆拍板話要做,就要做㗎喇。」她舉例,當年港英政府收留越南船民,香港人普遍反感,「內地親戚非法入境就即捕即解,對越南人就花這麼多錢,租工廠大廈、租船、建營來接濟他們?香港人很反對,但是倫敦為面子,為人權,話一定要做,於是公務員就全部撲出去支持」。

其實「政治中立」本意是指,公務員不能因自己的政治取向影響工作,尤其在選舉過程及公共資源的運用方面不應受制於黨派利益。2009年制定的《公務員守則》列明「政治中立」是一項核心價值,惟在今年更新版的守則中,此四字可能「壽終正寢」或被改成其他字眼。

局長未消化大陸語言

葉太不諱言,香港曾為殖民地,公務員接受西方教育和體制培訓,自然跟英美人士較「啱傾」,現在要重新學習一套新體制、新語言,跨步之大實屬不易。據她觀察,不少香港高官仍未熟悉國情,有人連內地政治制度都搞不清楚,「以為『二十大』是人民代表大會」,甚至連理解大陸官方文件亦有困難。「我自己都要睇多幾次原文才明白,首長級都不一定明,因此要搞公務員學院,搵內地專家來講talk。」

正因一知半解又惟恐犯錯,每當港府文件提及國策時都顯得「八股」。「我見有些局長每次都是寫『勝利召開』、『砥礪前行』,來來去去都是抄這幾句,年輕人覺得他們鸚鵡學舌,無咩誠意喎!」

相比之下,葉太自認有較高的政治覺悟,不諱言:「如果我在不同時空,可能已經做了共產黨員了。」說罷,她隨即從手袋拿出幾張紙,一張張翻開,原來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宣講「二十大」精神,她「做功課」抄下的筆記。

她望着手抄筆記,不厭其煩向記者逐點複述並略作解釋。講到第四點「善於鬥爭、敢於鬥爭」,她稱香港人可能不明白「鬥爭」是什麼意思,許多將其譯為struggle,其實更貼切是fighting spirit。「大家都知美國要帶頭圍堵遏制中國,所以中國共產黨憂患意識很強。」

講好普通話易升官

眾所周知,葉太恩師是美國「民主先生」、史丹福教授戴雅門(Larry Diamond),因此她熟悉西方民主理論;至於對國情的了解,她稱是來自於當年做官時經常要與內地打交道。「由工業署開始,入境處更甚,我都同內地有很多接觸,認識了很多官員,對國情有所了解,對國家有感情。」

港英年代,不少官員心底裏都對內地不信任,甚至是鄙視,皆因對中國的印象是貧窮、落後、污染和極權。葉太清楚記得,八十年代自己當首席助理保安司,到內地開會討論簽證問題,「我們的英籍外交官,連大陸給的水都不敢飲。有緊要事傾,他們(英國人)會走去花園傾,驚牆上有監聽」。她又透露,一些有份幫彭定康搞政改的高官後來無得留任,或者之後要提早退休,都是因為不熟國情,無法取得中央信任。

那麼同樣是殖民地栽培的精英,葉太是如何做到與內地有「偈傾」呢?首先她歸功於自己普通話講得不錯,「我間學校 St Stephen's Girls 小學有學普通話,我貪得意還考了考評局的普通話文憑,證書還在我家中」。

「你見現在升職的高官,個個普通話都好,陳國基、曾國衞、白韞六,李家超亦講得愈來愈好。如果你起碼肯去操練自己,溝通到,那就顯示到互相尊重的誠意。」

當然光能溝通還不夠,還要能換位思考。她提及自己當年擔任保安局局長,第一個貢獻就是成功與內地達成通報機制。未有機制前,港人在內地被拘留,是不用通報香港的,但是外國人在內地坐監卻享有領事探望權,引發港人投訴。「理由是領事有特權,而香港人卻是同胞啊!」

不過她其後發現,原來內地刑法本身就寫明有通報機制,想到可以此為由與公安部簽定中港兩地有關被扣押港人之通報機制──內地如果對港人進行刑事拘留,需於14日內通報香港。在據理力爭下,終於得到內地政府批准通報,後來連澳門也得益。

紅色基因

表面看葉太學歷、後來經歷,都相當西化,但是她對記者披露,其實自己的家族是「愛國底」,因此能夠接受新香港的變化。爸爸劉福成是愛國華僑,當年曾經免費借出干諾道中一幢大廈予友人鄧文釗復辦黨報,正是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指示復刊的《華商報》,宗旨之一是「開展愛國統一戰線」。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國,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正是於劉福成的物業、《華商報》報館門前升起。

除了《華商報》,亦有文獻記載,指劉福成曾借出其赤柱正灘「雙桔」別墅,予前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以招待他的英、美、德籍朋友,籌募支援中共革命經費。

葉太稱,華僑都很愛國,故自己亦有愛國DNA。「比如我祖輩,即使去了海外搵食,搵到錢一定會返鄉下買田買地。」

她透露,自己的外公曾經在上海參加過淞滬抗戰,是抗日英雄,「我成家人都很勇。我阿公在十九路軍做到團長,跟蔡廷鍇,所以十九路軍的後人一直都有寄東西給我。」她一邊說,一邊從書桌翻出幾本血紅封面的A4刊物,展示給記者看,都是與十九路軍及淞滬抗戰有關的紀念特刊。「由細到大,我媽都帶我返鄉下。大躍進時內地很窮,我們帶很多物資過羅湖橋,用大布袋塞滿糧、油、米,接濟內地親戚。當時阿媽叫我多穿幾條褲,留低給他們穿。」

殖民地時代,葉太當然不會提及自己的紅色基因,皆因是負資產。她稱幸好當年加入港英政府,政治部最重要是審核申請人讀什麼學校,「如果你讀漢華、香島就不收,因為我讀聖士提反女校,是聖公會學校,所以過到關。」

既不紅又不專

中央評核黨員的標準是「又紅又專」,「紅」是指政治上忠誠,「專」是指專業知識。套用在香港公務員身上,葉太認為「紅不紅」需長期觀察,但是很肯定治港班子理論基礎較薄弱。

「我們的局長工作很勤力,但是他們的理論訓練太少。你看當年曾蔭權講六大產業,連每個產業要佔幾多GDP,請幾多人,有什麼政策,怎樣去評估成效,通通都講不清楚,臨急臨忙噏六樣嘢出來。」

她認為公務員應該持續進修,「新加坡公務員的資歷比我們好,他們會逼公務員去留學。」內地官員在升級前要回黨校接受培訓,她覺得港府日後亦會效法,「起碼你update過國家理論、新的國情、新的策略。香港公務員學院這麼大地方,我相信公務員一定要經常進修。」

不過,對於是否要求做公務員都要放棄外國國籍,葉太卻有所保留:「其實,只要要求主要官員沒有外國國籍就可以,不必要求太高。共產黨有句話叫:聽其言,觀其行。沒有外國護照不等於就是愛國。」

 

——節錄自1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