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醫務衞生局長盧寵茂是肝臟移植權威,在香港一年僅有一宗肝移植的年代,獨排眾議,毅然赴美學習新技術。2016年離開手術室,接管港大深圳醫院,初時水土不服。銳意改革後,不單扭虧為盈,最近還獲選為「2022廣東醫改十大創新典型」。去年7月第三次轉換跑道,從「Comfort Zone」走入熱廚房。盧寵茂強調,香港醫療曾是成功典範,但不進則退,疫情忙於「撲火」,拖慢制度改革,只有不斷創新求變,長遠才能防火。
撰文:郭顯通 本刊記者、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2022年7月,香港疫情未止,盧寵茂臨危受命,出任本港首名醫務衞生局長,抗疫雷厲風行,一度獲封「醫衛局戰狼」。近月香港逐漸復常,這位「疫下金句王」也走下風尖浪口,接受本刊專訪時,焦點不再是抗疫,着墨最多的是如何動手術改革香港醫療制度。
改革基因
盧寵茂骨子裏有着「改革的基因」。從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管,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下稱港大醫院)院長,再到問責局長,數來已是第三條跑道,盧寵茂笑言:「好多人都一份工做到老,我卻像做足三輩子!」管中心、管醫院、管全港市民健康,難度拾級而上,他卻毫無懼色,「容易的,就唔使我做啦,我份人係咁,越難越想挑戰,我想make a difference」。
每次轉換跑道,總有人潑他冷水,學肝移植,上司說「學嚟無用」;到深圳做院長,有人說他「搞唔掂」,也有人質疑他只是行醫辛苦,去「點下人做嘢」。但在他眼中,在每個崗位累積的經驗,對日後工作都「好重要」。對己,他創新求變,不將舊思維帶到新崗位;對香港整體醫務衞生,他再三告訴記者:「永遠都要改革!」
疫情是危也是機
新冠病毒衝擊全球醫療系統,本港公、私營醫療的弊端也無所遁形。盧寵茂不諱言,「疫情重創香港醫療,是一個好大教訓」。但這一波衝擊,反而引發他有關「跨境醫療融合」的反思,「危機之後,最緊要看到我們有何不足」。他引用習近平主席的話,「改革永遠在路上」,直言這番話有「好大啟發」,「香港醫療一向高水準,我們都引以為傲,但醫療發展好快,絕對不可以『食老本』」。
封關三年,整個大灣區醫療融合裹足不前,局方有見及此,推出「特區政府對居粵之醫管局長期覆診港人特別支援計劃」(計劃),由港大醫院服務身處廣東省的醫管局慢性病患者,讓患者無須兩地奔波,可以安心養病,計劃效果相當理想:「有在深圳養老的病人已經年過百歲,每兩、三個月就要回來香港求診、拿藥,很不方便,這個計劃就幫得上忙。」
以往即使是居於中山、深圳的港人,都傾向回港求診,計劃讓市民知道,無論身處何地,都可以享有同等醫療水平,毋須大費周章回港。現在通了關,計劃仍然運行,即使港人有需要,都可以選擇到港大醫院求診,這正是疫情帶來的改革良機!盧寵茂對於這一新計劃有長遠盤算,「且看這個計劃能否紓緩香港緊絀的醫療服務供應」。
醫療要因地制宜
北上就醫,確實為就近如新界北的居民提供多一個選項,「但也要視乎病人意願、信心,好多事項要考慮:方便與否?醫療質量如何?目前都要再觀察」。
盧寵茂作為港大醫院第二任院長,在位六年間,留意到中港兩地醫療體制大不同:「真係『一國兩制』!」他初到深圳,想用香港醫療體制管理內地醫護,豈料慘遭滑鐵盧:香港公營醫療主要由政府承包,市民要付的診費、藥費很少,醫護薪酬行的是定額年薪制;內地則幾乎相反,公立醫院由政府出資建成後,即自負盈虧,各醫院有很強的創收壓力,醫護薪酬則與績效掛鈎,定額薪金比例很少,換言之醫生也要「跑數」,「開多隻藥、做多個檢查,醫院賺多點錢,醫生就有多點獎金。」
「我最初將香港套制度帶上去港大醫院,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發覺完全行不通!內地醫護真係坐喺度唔郁㗎!」盧寵茂沒想到不設績效獎金,部分內地醫護就鬆散下來;反觀香港,醫護收取定額薪金,沒有「跑數」壓力,的確能有效杜絕「過度醫療」,惟亦有其弊端,「香港醫護好專業、好標準,但效率就唔係幾好」。
後來他深明「世界上沒有最好的制度」,宜取長補短、因地制宜,想到融合兩個制度之長,「建立一個中國特色的醫療制度」,調整薪酬組合。
目前,港大醫院實行七成固定薪酬,三成績效獎金的制度,略高於國家主力推動的六成固定薪酬,「既可以彰顯醫護的專業價值,又可以鼓勵他們多勞多得。」
醫生不是推銷員
盧寵茂告訴記者,內地市民對香港醫療評價甚高,「因為我哋真係好專業」。「醫療同一般行業唔同,後者會鼓勵消費,開得舖頭,當然想愈多人幫襯愈好啦,但醫療不然,要循證醫療,基於診斷找出最佳的治療方法,我們不是推銷員」。他強調行醫初心好重要!
初入行父親給自己的一番話,仍然言猶在耳:「做醫生,不論貧富人家、發達還是落後地方、戰亂或是和平,都可以幫到人。」父親當年的教誨,除了成為盧寵茂自己的使命,也是他對全體醫護的期盼,「醫生同病人要同一方向,最緊要治好個病,而不是為了賺錢而做事,病人早日康復,大家開心」。
香港醫護專業精神值得嘉許,醫療水準之高亦備受周邊地區羡慕,惟盧寵茂坦言「我哋還有好多嘢可以改善」,「公營看病難、私營看病貴」就是兩座屹立多年的大山。
市民配合 重中之重
公營醫療體系分四部分,「辦醫、行醫、管醫、就醫」,前三部分雖仍有很多不足,如輪候時間長、醫院人手不足,但他認為都不是最棘手的,「最難搞係『就醫』」。
就醫,即市民求診的習慣,「市民不論大病、小病,首先想到的總是去急症室。舉例最近流感、新冠都是高峰期,到急症室要等超過8小時,醫護壓力非小,是否應該盡量避免去急症室呢?」問到能否參照內地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做法?盧寵茂無奈地表示,「市民接唔接受先?這就是就醫文化的痛點」。
改變市民就醫習慣需時。去年底政府推出《基層醫療健康藍圖》,首階段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其實就是「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如果在社區篩查行之有效,能夠早早發現高血壓、糖尿病等慢病,可以避免將來發展成中風、腦出血等重病,變相減輕醫療系統壓力」。知易行難,市民若不配合,就不能成事。
回顧疫情在社區大規模爆發之時,香港並未能有效動員私營市場助公家醫院一臂之力,兩者各自為政。盧寵茂說,要建立「基層醫療名冊」,凝聚積極參與基層醫療的家庭醫生,為慢性病患者提供最適切的治療,減少因嚴重併發症而入院的機會,從而分擔醫院的壓力。
要建立人手良性循環
醫療改革分短中長期,當務之急是醫務人手不足。下學年兩大醫學院(港大、中大)收生將增至590個,比十年前多170個,政府又將預留200億港元讓港大、中大及理大提升醫療教學設施,三間大學預計將合共增近2000個醫療培訓學額,惟盧寵茂亦坦承,「這些措施需要比較長時間才見成效」。
輸入醫護則可以立竿見影。雖然部分香港市民對於醫管局的「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有保留,惟盧寵茂解釋,此舉除了「吸人才」,還可以「留人才」。「當一個醫生走了,剩下的醫生便會更辛苦,更想走,慢慢形成羊群效應,陷入惡性循環;增加一個人手,工作便有人分擔,可遏止現有的人手流失。」
私營收費宜透明
談到私營醫療收費昂貴問題,盧寵茂認為未至於要「規管」收費,但起碼要「透明」。「何謂透明?就是你入一間餐廳,菜單上名碼實價,你可以自己決定,而不是食完才告訴你幾錢」。
治病不同去旅遊,住院日數、耗材用量等會因應病情需要調整,因此更需要透明,「要讓病人知道,無論出現任何突發情況,費用都不會失預算」。
他觀察到有病人害怕問醫生收費,因為像在跟醫生「斤斤計較」。因此,盧寵茂認為收費透明對維持醫生與病人間的信任關係很重要,「很多病人事先不敢問清楚,事後『打死狗講價』,這是不對的」。
港大醫院「打包收費」的做法,正是為對治國內「以藥養醫」的陋習而生。盧寵茂參考港大醫院做法,與香港兩家新私營醫院(港怡醫院、中文大學醫院)簽訂的合約,當中包括承擔改革責任,推動定價收費,最終希望起到牽頭作用,緩解全港「私營看病貴」問題。
對於坊間曾謠傳盧寵茂與特首在抗疫政策上不咬弦,記者問到如果醫務政策與經濟利益有衝突,作為醫務衞生局長如何平衡?盧寵茂以專家會診作為比喻,「我的身份,當然首要照料市民健康,着重反映醫療衞生需求,但政府團隊開會時就像多學科會診,到底針對這個病人(香港),要做手術還是放射治療?何者優先?各科醫生(問責局)討論之後,由主診醫生(特首)作最終決策,如何以最小代價達致最佳效果、對香港最好。」
抗疫不走回頭路
近日確診人數又再回升,「重推口罩令」成為城中熱話之一。盧寵茂對記者說,「關於這個問題,我要給出一個清晰信息: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認為抗疫應對症下藥,認為口罩令「好drastic」,若非「世紀疫情」肆虐全球,一般都不會用法律手段逼令市民戴口罩。將來新病毒出現,要考慮有多嚴重,「係咪會令全港停擺無法運作?新病毒影響醫療系統多大呢?」盧寵茂形容過去三年的社交距離措施「好極端」,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希望永遠不再需要用這些手段!」
——節錄自6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