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麥安

獨立策展人，項目包括當代藝術攝影和媒體藝術，偶爾書寫相關藝術評論；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博士生。

文章原載於《藝術當下》https://www.artisticmomen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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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M+博物館正在展出新媒體藝術先鋒邵志飛（Jeffrey Shaw）的《可讀城市 香港》（Legible City Hong Kong）。這是該系列作品的第四個版本，融合了現實與虛擬，提供互動的藝術體驗，並邀請作家董啟章合作，場域設置於香港。(下文將稱邵志飛為「邵」，董啟章為「董」)

你看窗外的風景，窗外風景中的人看你

面向維多利亞港的M+幕牆，投影著一個由中文字體生成的城市──香港，在虛擬中漫遊著。

實時下的M+潛空間中，正是觀眾騎著一輛固定的單車，以熒幕為中介，進入了在這個虛擬的空間中，街道兩旁不再是實體的混凝土建築，而是由3D立體字句取代──由零零碎碎的中文字體組成的古老的聲音，低吟著一封牽絆著香港歷史的情書的碎片的散落。這是邵生活了十五年的城市，是董筆下這個城市遲來一百五十年的愛情故事。

Serendipity I

邵經常提到的「機緣巧合」，即沒有預計的事件巧合地交織在一起。這次創作計劃正是基於一連串的機遇。

2019年邵在香港奧沙畫廊的個展中展示了新媒體互動作品《可讀城市》，這一系列創作涵蓋了曼哈頓、阿姆斯特丹和卡爾斯魯厄三個城市。當時，M+博物館對這項目產生了興趣，奧沙畫廊順勢提出創作香港版的構想。2020年董在「字裡圖間—香港印藝傳奇」[1]展覽中發現了「香港字」與香港歷史的淵源，激發了他的小說創作；2021年，董出版了《香港字：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娓娓道出了香港活字的愛情故事；同年，《可讀城市》香港版落實，邵提出需要一位香港作家和一款具有美感和意義的中文字體，締造了與董的合作；2024年7月《可讀城市 香港》誕生。

香港字

要深入探討香港的歷史，可以從中文鉛活字的歷史切入，透過活字印刷的發展更好地理解香港的歷史脈絡。策劃「字裡圖間」展覽的翁秀梅女士，是香港版畫工作室的總監，也是第一位進行這方面資料挖掘的人。

最美的香港字

這批明體字被譽為十九世紀中葉最美、最完整的一套活字排版所需的鉛字，而且是歷史上第一套以西方金屬活字的技術鑄造出的中文字體。從設計及至研發均是由西方來華的傳教士處理，早於1815年在澳門雕製金屬活字，繼而於1828年在馬六甲研究鑄造活字，至1851年，香港英華書院完成了鑄字工程。1872年英華書院印刷所被收購而成立中華印務總局。由於香港是全球第一間中文鉛活字鑄字作坊的所在地，還銷至中國、俄國和荷蘭等地，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為全球最重要的中文活字供應中心，因此被稱為「香港字」。後來，英華書院與中華印務總局的「香港字」先後消失。直到2018年，荷蘭國家民族學博物館在其倉庫中發現了一套於1858年從香港購得的「香港字」活字鉛模。這一段歷史成就了「字裡圖間」展覽，也催生了董的創作意念。他曾在多次訪談中提到香港歷來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而「香港字」正代表了這種特殊狀態，融合了西方現代的印刷和鑄字技術與中文文化。這種文化交融的現象激發了他決定撰寫一本關於「香港字」的小說。

《香港字》

董的《香港字》在2021年出版，整本小說分為三部分：〈晨輝遺書〉、〈活字降靈會〉、〈復生六記〉。

主軸圍繞〈晨輝遺書〉這個章節。背景是2019-2020年的香港，一位名叫賴晨輝的大學生，自殺未遂後，開始與精神疾病共存，通過協助籌備「香港字」展覽，過程中，她發現自己具有某種與文字的通靈能力。繼而進入小說的第二部分——〈活字降靈會〉，採用降靈的對話形式，女主角與電腦裡香港字的字靈對話，講述了香港字在十九世紀誕生的歷史，並揭示她的外曾祖父戴福參與其中。最終，賴晨輝在第三部分以通靈方式完成了戴幅的自傳〈復生六記〉，那是發生於1842至1873年間，自傳中的戴福交代與香港印刷史共同成長的經歷──曾就讀於香港英華書院，之後加入書院印刷所當排版工，見證了「香港字」的發展；以及與混血少女黎幸兒的一段苦戀。

城市 / 香港字

媒體藝術作品《可讀城市 香港》的文本便是來自於董親手改編《香港字》中遲來一百五十年的情書，背景設於十九世紀的香港，訴說年輕時期的戴福與杏兒蒼涼的愛情故事。董在文本中採用了一種混雜白話文、淺文言文和舊式廣東話的語態，創造出一個揉合歷史的想像空間──帶有古代的意味，同時流露出一種既遠且近的情感共鳴。情書中述說了一段愛情的落寞，然而這種落寞的背後，恰如小說中的「活字」與「重鑄」象徵著城市裡那些逐漸被遺忘與被忽視的歷史記憶，特別是與「香港字」相關的歷史細節。正如陳智德所說：「小說真正著力的並非這些知識或事件本身，而是當下的情感，尤其是對一種散佚的香港情感的重塑與再現。」[2]

邵：香港的高樓太多了，踩單車的人很難一面騎著車一面仰頭兩邊看。
董：那就讓我們回到過去，回到那個沒有高樓大廈的時代。

《可讀城市 香港》的視覺效果基礎是地圖。在考量虛擬城市景觀時，董提出參照十九世紀下半葉的香港地圖，並將重點放在中環、上環和西營盤的街區規劃。這樣的選擇一方面是呼應文本中愛情故事的背景，這個故事與「香港字」這個字體的發展息息相關，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樓房多為幾層高的矮樓，更能配合作品中虛擬城市的設計。

地圖路線上的所有文字都是由董親自安排設計，包含與字體相關的詞語、語句、概念或內容，甚至是一些短對話。這些文字經過特意的挑選與重組，邵把它們以數碼化生成為3D字體，代替原來的建築物。當觀眾騎上改裝的單車，他們與文本中的片語相遇，即使在騎行的過程中跟不上故事的情節，仍會持續看到這些文字元素，感受到一種既疏遠又親近的氛圍，從文字線索中體驗獨特的情感。

邵：在這個作品中，從來沒有人走過完全相同的路線。
董：路徑中隱藏著一條完整的主線，說出了整個故事。

單車的前方配有一個iPad，騎單車的人可以在上面看到實際城市的地平面以及他們正在遊走的路線。董透露，在這些曲折多變的路徑中隱藏著一條完整的主線，說出了整個故事。然而，觀眾不必拘泥於這條主線，可以隨心去走。在這樣的自由探索過程中，會產生新的文字組合，從零散的語句中也能激發聯想與思考。

這正是整個作品的重點，通過了人與科技互動的體驗，引發一層接一層從發現、探索以及反思；這也是邵通過《可讀城市 香港》對這座城市、地景，乃至所述說故事的致敬。

城市 / 可讀

媒體藝術中經常提到的「互動性」在邵的藝術創作中一直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互動的概念不僅是用眼睛觀看，更是通過雙手與身體參與，與作品產生物理聯繫。打從早期的創作開始，他在處理作品的美學和操作形式時，就設法讓觀眾積極參與其中。讓他們能夠深入體驗，並與作品產生更緊密的聯繫。他希望觀眾能成為作品的共同創作者，甚至是表演者，融入作品之中。

《可讀城市》的早期版本回應了1980年代末期電腦圖形(CG)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當時常用的立體文字視覺效果。在這個作品中，整個虛擬城市由電腦生成的三維文字和句子構成，取代了傳統的建築物，並沿著街道兩側排列。他曾提到：「這不僅是視覺圖像，而是一個讓參與者自由遊覽和探索的場域。在作品建構出來的虛擬環境和概念模式裡，參與者成為了冒險家。」

這種視覺效果無意間與強調文字視覺形式的具象詩(Concrete Poetry)相似。兩者都注重文字的空間和視覺效果，使其成為信息傳達的核心。因此，《可讀城市》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數位化的具象詩。而它的概念靈感更正確的是來自於前衛主義中的詩歌運動，除了具象詩外，也包括四十年代的字母主義(Lettrism)；還有參考了十七世紀史居里(Madeleine de Scudéry)小說《克蕾莉》(Clélie)中的寓言地圖《溫柔之地圖》(Carte de Tendre)(1654年),勾勒出虛構國度，以地形寓言的方式將愛情的階段表現為真實的路徑和地點。在這個脈絡下，我們也應該思考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1974年)中所探討的兩個威尼斯之間的心理地理關係。

除此以外，這個作品也受到由法國情境主義(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movement)推手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倡導的心理地理學(Psychogeography)影響。心理地理學強調個人的主觀體驗，鼓勵通過漫無目的「漂移」(dérive or drift)來重新理解和發現城市，揭示被忽視的城市意象和社會現象。這一概念源自於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所描繪的城市漫步者（flâneur）的概念，他們隨意地穿行於城市街道，觀察並體驗周遭的都市生活。二十世紀初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進一步擴展這個概念，將漫遊者視為疏離和具有批判性的觀察者。雖然「漂移」看似是無計劃的城市遊蕩，但實際上是有意識地根據城市空間的地貌、氛圍和情感引導進行探索。在《可讀的城市》裡，這種騎車漫遊的概念讓參與者在文字構建的虛擬城市中「漫步」或「漂移」，以自由、隨興的方式與文本互動，展開個人的個性化旅程。

真實世界是邵的互動藝術作品靈感的來源。早期的《可讀城市》系列是與荷蘭作家兼劇作家Dirk Groeneveld合作，從美國曼哈頓(1989)，延伸至荷蘭阿姆斯特丹(1990)，及至德國的卡爾斯魯厄(1991)。曼哈頓版本，透過不同身份和人物的獨白，創造出不同的敘述路徑。每段敘述都以顏色標示，觀眾可以選擇跟隨那段故事，影響他們對城市的體驗。在阿姆斯特丹和卡爾斯魯厄版本中，字母和文字的比例和位置與這些城市的實際建築物相符。這創造了一個經過改造但可辨認的城市版本，其中的文字主要來自歷史文獻，為體驗增添了一層歷史感。當參與的觀眾在這個虛擬城市中騎著單車漫遊和閱讀時，他們所遇上的文字內容和這些文字所產生的意義，會共同構成這座虛擬城市的特質或身份。這一次邵與董合作的《可讀城市 香港》不僅僅是一趟藝術創作上的合作，還涉及到更深層的身份探討，為作品賦予新的意義。邵強調：「這幾個城市都是我曾經長時間居住的地方，每一個『可讀的』城市，都與我的生活和我合作的作家們的生活緊密相連。」

Serendipity II

邵：我偶爾會想，用中文創作《可讀城市》會非常有趣。
董：恰巧我寫了這本書，我對香港字體有了新的認知。

邵曾認為《可讀城市》(1989-1991年)的三個版本已經達到了完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無論從體驗還是作為虛擬雕塑，這些作品均具有同樣的價值。然而，當他與董合作創作《可讀城市 香港》新版本時，整個城市由香港字構建，董的文字創作為作品注入了文學深度，增加了敘事的層次感。除此以外，早期版本中，城市的地形相對平坦，而香港的複雜地形在製作和技術上帶來了新的挑戰，進一步豐富了作品的表現形式和觀眾的騎行體驗。

邵常提到的「機緣巧合」讓這次合作顯得格外有意義。董認為合作的時機十分重要，這個作品從一開始便著眼於創作一款與時代緊密聯繫且獨具特色的中文字體。他恰好剛完成這本小說，對香港字體有了深入的理解。所以這次合作，正好契合了他當時的創作方向與知識的積累，使他也因而更加深入地參與其中；除了負責文本撰寫外，他還承擔了歷史背景資料的蒐集、字體參考的整理以及3D字體的前期製作。

董提到新版的《可讀城市》比舊版更加豐富，除了文本內容外，現代科技的進步改善了「字體」的設計，並使文字與字體影像的結合更加多樣和豐富；這是技術成熟的結果，也是時機恰到好處的展現。

小結

作為香港作家，董在這個「並不以文學知名」的地方，持續在小說創作中開拓「另類奇蹟」[3]，而這一趟在虛擬空間的探索，他視之為創作上的延續，這個作品不僅帶領觀眾穿梭於所珍愛城市的角落，還讓他們感受到跨越時空的連結。

邵在國際上被譽為具獨特遠見的新媒體藝術先鋒之一。回顧其創作歷程，他的許多作品引導觀眾穿越時間與空間的感知，探索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關聯及其表達方式的突破。在他的藝術生涯中，合作一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與作家和技術專家的密切合作，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發展，也在共同應對創意與技術上的挑戰過程中，促進了彼此的成長。邵在創作過程中的啟示是「行動越多，視野會越開闊，收穫也會越豐碩。」[4]

展覽資料
邵志飛：可讀城市 香港
日期：2024年7月19日至10月6日
地點：香港九龍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38號M+幕墻及潛空間
https://www.mplus.org.hk/tc/mplus-facade/legible-city-hong-kong/
註：《可讀城市 香港》在M+潛空間展出。每逢星期五晚，M+幕牆將實時播放觀眾漫遊虛擬城市的旅程。其他晚上，M+幕牆則播放一段《可讀城市 香港》的預錄影片。

藝術家：邵志飛
作家：董啟章
製作團隊：
文字：董啟章
軟件開發：張泰梁
香港字3D字型模型：陳家智
技術支援：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創新及科技基金
聯合製作：邵志飛、奧沙藝術基金

[1] 「字裡圖間—香港印藝傳奇」展覽由香港版畫工作室策劃，於2020年10月7日至2021年2月22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介紹了香港的傳統印刷技藝。

[2] 陳智德(17.12.2021)字有靈，人有愛與《香港字》同在的抒情，聯合文學

[3] 當代文學評論學者王德威稱董啟章為「香港另類奇跡」的作家，而香港是「並不以文學知名」的地方。

[4] 源自邵志飛於2019年在香港由奧沙藝術基金主辦的個展《WYSIW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