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悲憤六四慘劇,著名校園作家阿濃(原名朱溥生)於1993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原本以為要在異國默默終老,怎料機遇紛至,「一世人活出兩世的豐盛!」不過,儘管第二人生再美好,牽腸掛肚的,始終是香港時局。獲邀為今年書展的年度作家,卻因疫情無法回來,年屆86,他在接受本刊電話專訪時表示:「人生唯一遺憾,就是尚未見到香港太平盛世!」
撰文:黃愛琴 本刊記者
如果人生是一場馬拉松,阿濃已是勝利在望。
二十多歲開始投稿寫作,出書過百本,得獎無數,五度獲選「中學生最喜愛作家」;今年八十六歲高齡,仍能保持「童心」,每年穩定出產兩本校園讀物,更是銷量保證。他同時是一名老師,曾執教鞭三十九年,生動、有趣的課堂,連最頑劣的學生亦馴服傾聽。家庭方面,與老伴恩愛如昔,節日贈送手種鮮花,與四名子女亦父亦友。
人生如此,夫復何求?「我活得快樂,現在隨時可走,含笑而終。」在一通長達三小時的電話,身處溫哥華的阿濃向記者娓娓道出往事與近況,談到尾聲,他有感而發。
阿濃生於亂世,幼年因國共內戰,由出生地江蘇北部古鎮黃橋逃難到上海,9個月後再隨父母移居香港。起初,一家三口在銅鑼灣清風街租了一間「板間房」生活;飽讀詩書的父親曾被裁員,母親做家庭傭工幫補家計,嚐到貧窮的滋味。成年後,他又歷經殖民動盪、六七暴動與前途問題,因而逆轉人生。
文字如「鈍刀」 與惡割席
不過,他深信「即使在壞時代,仍然有美好的東西」。與自己佩服的作家魯迅之尖銳筆鋒不同,他形容自己的文字是一把「鈍刀」——沉穩、準確而不志在傷人,手下留情(愛情、親情、友情),提醒人們重拾生命的美好。
如此溫厚的人,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懦弱。自小博覽群書,培育是非觀念,面對波詭雲譎的時局,他三次與惡割席,保住文人節操:
身處火紅年代,阿濃曾經是「進步青年」,「看左派的書籍長大,有魯迅、巴金,也看蘇聯革命英雄傳記。」20多歲已為左派周刊《青年樂園》當義務編輯,分文不收;遇上「稿荒」,更會親自「落場」。他在上面發表的《委屈》,後來入選中學二年級課文,一直引以為傲。
可是六六年發生文革,種種踐踏人性的惡行令阿濃感到震驚、憤怒,最終理想幻滅。他果斷與《青年樂園》一刀兩斷,並封筆長達七年。
「我覺得文革非常錯誤,不能夠替政權做任何事情,所以徹底離開。」
好人有好報。一年後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港英政府以煽動罪,勒令《青年樂園》停刊,編輯亦被通緝,阿濃避開一劫。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人的良知是最重要的,覺得不對路就要割席,不然會成為人生污點。」
政治入侵校園 憤怒辭職
第二次考驗,發生於五十歲時。他在一間官立中學任教並當圖書館主任,亦已是著名校園作家。有一次,澳門星光書局邀請他去演講「閱讀與寫作」,他爽快答應了。按照當時規定,官校教師參加校外活動要先取得教育局的批准。他提早申請,但批文遲遲未到,三催四請,講座前一天終於收到回覆,卻是「不批准」。
原因呢?「當局說不需要解釋!」阿濃猜測,可能是由於星光書局有左派背景,「但我只是講閱讀與寫作而已。」政治入侵校園,殖民時代並不罕見。一怒之下,他心中下了決定:提早離開公務員行列,轉職去津校任教。
當然,這個決定並非鹵莽,而是考慮自己有能力另謀高就。最終,他沒有選擇教名校或者輕鬆的小學,而是到一間專為情緒問題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任職。「我覺得這類學校較多寫作題材。」
足足九年時間,面對全港「最難搞」、「案底」最多的學生,他形容猶如「把整個人再放入洪爐鍛煉過!」學生愛給老師改花名,他醒目地「認領」了一個較好聽的,叫「朱老大」。這段體驗,若干年後寫成《新愛的教育》一書,結論是「沒有不能教的學生。」自2000年出版至今,已售出逾1.7萬冊。
到了「六四事件」,阿濃再次用腳投票,向殘暴政權說不。他痛心年輕學生的犧牲,決意不食周粟,「我不能在這個政權下生活!」一九八九年聖誕節申請加拿大退休移民,一九九三年獲批准後全家離開香港。
移民不等於拋棄香港
那時文化界有移民論戰,因他在報章撰寫專欄,故成為風口浪尖。「反對者的觀點是,船沉了就跳船,就是拋棄香港人,是不義的。移民被視為一種罪惡,一種怯懦的行為。」
阿濃寫文反駁:「移民不等於拋棄香港,身處海外仍然能為香港發熱發光。如船沉了,大家一起沉是否明智?移民亦是一種表態,用腳來投票。敵視移民是不公道的!」
轉眼二十七年,恩怨煙消雲散,事實卻證明,他沒有做錯決定。「移民等於是一次輪迴!面對全新的環境,一世人彷彿活了兩世,豐厚在此。」
抵加國時,他已登六,一心只想「終老」,怎料種種機遇湧現,創下第二次事業高峰。
甫落腳,兩份主要華文報章已邀約他撰寫專欄。至今他仍在其中一份天天寫,是副刊「頭牌」。他又在當地最大的移民社團當義務編輯20年,出版一份報紙。後來連華人電台亦向他招手,請他主持一個名為《中文學堂》的節目,每周五課,每次一個題目,講解中文知識。做足6年,即1500個題目後,他覺得再難找新題材了,就光榮結束。
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成為時事評論員,每逢香港發生大事,電視台就請他去發表意見。久而久之,阿濃成為當地名人,吸納不少「粉絲」。他說:「在香港行街,很少人認識我,但在溫哥華,許多人見到我都會點頭微笑。」不時有人對他講:「你唔識我,但我識你呀!」
其實主持電台節目收入不多,電視訪問更是免費,但帶來一些「邊際利益」:「去飲茶時,經理走過來說給你9折。去一個小型超市,老闆經常問我怎讀一些字,到了收銀時,他會站在旁邊,叫員工每樣貨品給我便宜幾毫子,每次購物都慳返十蚊八蚊。」海外華人保留人情味,他十分珍惜。
滿園春色一片鄉愁
阿濃自小渴望擁有一棵樹,在香港是奢望,到了加國終於圓夢。他滿足地說:「我家被20多棵高樹包圍,寫稿時,抬頭會見到啄木鳥在樹上打洞,在裏面產卵,然後下一代的啄木鳥走出來,與母親一同飛走⋯⋯。」
他還擁有一個大花園,上過園藝班後,親手栽培了一批花木,包括櫻花、杜鵑、繡球、牡丹、鬱金香等,除寒冬外,大部分時間有花開。「每家每戶都把花園打理得很好,我恍似活在世外桃源!」
不過,即使第二人生再美好,牽腸掛肚的,仍是第一家園。他每天看三次香港新聞,分別是7︰30AM、8︰30AM和7︰00PM。「我對香港的感情比加拿大多很多倍!」他肯定地說。
記得回歸前那晚,他被電視台請去做評論員,通宵觀察香港的情況。「我表達了對香港的不捨之情,並希望特區能保持現狀,送上祝福。離開一個地方後,不應該詛咒。」
對於現在的香港,會否感到失望?他說:「是的,失望,不應該這樣的!」最感慨是,朋友之間因為政見不同,動輒斷交。「我兩邊的朋友都有,都是好人,都有理想,都有見地,但是偏偏站在對立面,很可惜!」
他認為,人生應該是彩虹色的,「我覺得不要把一個人一刀切,不是只有黃或者藍。人是複雜的,對於不同的事,會有不同的立場。」
奈何時勢容不下冷靜、理智的聲音,他在專欄以事論事,卻不時被誤解為某一種顏色,受到攻擊。甚至更極端,「有些朋友逼你表態,或者說你不表態等於沒有正義感,或者認同某一邊」。
為免「勞氣」,他不再更新用了四五年的臉書。「講多錯多。現在處於一個完全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
「我對於你,也是慎言的,因為我不認識你。」他對記者坦白。
唯一遺憾:未見香港太平
在他眼中,香港人外冷內熱,「如果不熱情,哪來這麼多社會運動?」但熱情不一定表示做得對,「香港的生存空間是逐步求進,而非玉石俱焚。理想要有,但手段要靈活。」這一套,是他從司徒華身上學回來的。1973年的文憑教師薪酬運動,他是華叔的「文宣手足」,站得很前。
對於香港的未來,阿濃是樂觀的。「任何政治運動都有完結的一天,文革十年,還不是結束了?」
他說,如果這一刻離開世界,唯一的遺憾,是還沒見到香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不是屈服於某一個強權,而是香港絕大部分人都能夠生活得開心、進步;大家有更多包容,不會有這麼多鬥爭、仇視。」
這一天有多遙遠,誰都不知道。「我未必睇得到囉,希望你可以。」他輕輕道。
節錄自9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