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悲憤六四慘劇，著名校園作家阿濃（原名朱溥生）於1993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原本以為要在異國默默終老，怎料機遇紛至，「一世人活出兩世的豐盛！」不過，儘管第二人生再美好，牽腸掛肚的，始終是香港時局。獲邀為今年書展的年度作家，卻因疫情無法回來，年屆86，他在接受本刊電話專訪時表示：「人生唯一遺憾，就是尚未見到香港太平盛世！」

撰文：黃愛琴 本刊記者

如果人生是一場馬拉松，阿濃已是勝利在望。

二十多歲開始投稿寫作，出書過百本，得獎無數，五度獲選「中學生最喜愛作家」；今年八十六歲高齡，仍能保持「童心」，每年穩定出產兩本校園讀物，更是銷量保證。他同時是一名老師，曾執教鞭三十九年，生動、有趣的課堂，連最頑劣的學生亦馴服傾聽。家庭方面，與老伴恩愛如昔，節日贈送手種鮮花，與四名子女亦父亦友。

人生如此，夫復何求？「我活得快樂，現在隨時可走，含笑而終。」在一通長達三小時的電話，身處溫哥華的阿濃向記者娓娓道出往事與近況，談到尾聲，他有感而發。

阿濃生於亂世，幼年因國共內戰，由出生地江蘇北部古鎮黃橋逃難到上海，9個月後再隨父母移居香港。起初，一家三口在銅鑼灣清風街租了一間「板間房」生活；飽讀詩書的父親曾被裁員，母親做家庭傭工幫補家計，嚐到貧窮的滋味。成年後，他又歷經殖民動盪、六七暴動與前途問題，因而逆轉人生。

文字如「鈍刀」  與惡割席

不過，他深信「即使在壞時代，仍然有美好的東西」。與自己佩服的作家魯迅之尖銳筆鋒不同，他形容自己的文字是一把「鈍刀」——沉穩、準確而不志在傷人，手下留情（愛情、親情、友情），提醒人們重拾生命的美好。

如此溫厚的人，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懦弱。自小博覽群書，培育是非觀念，面對波詭雲譎的時局，他三次與惡割席，保住文人節操：

身處火紅年代，阿濃曾經是「進步青年」，「看左派的書籍長大，有魯迅、巴金，也看蘇聯革命英雄傳記。」20多歲已為左派周刊《青年樂園》當義務編輯，分文不收；遇上「稿荒」，更會親自「落場」。他在上面發表的《委屈》，後來入選中學二年級課文，一直引以為傲。

可是六六年發生文革，種種踐踏人性的惡行令阿濃感到震驚、憤怒，最終理想幻滅。他果斷與《青年樂園》一刀兩斷，並封筆長達七年。

「我覺得文革非常錯誤，不能夠替政權做任何事情，所以徹底離開。」

好人有好報。一年後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港英政府以煽動罪，勒令《青年樂園》停刊，編輯亦被通緝，阿濃避開一劫。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人的良知是最重要的，覺得不對路就要割席，不然會成為人生污點。」

政治入侵校園  憤怒辭職

第二次考驗，發生於五十歲時。他在一間官立中學任教並當圖書館主任，亦已是著名校園作家。有一次，澳門星光書局邀請他去演講「閱讀與寫作」，他爽快答應了。按照當時規定，官校教師參加校外活動要先取得教育局的批准。他提早申請，但批文遲遲未到，三催四請，講座前一天終於收到回覆，卻是「不批准」。

原因呢？「當局說不需要解釋！」阿濃猜測，可能是由於星光書局有左派背景，「但我只是講閱讀與寫作而已。」政治入侵校園，殖民時代並不罕見。一怒之下，他心中下了決定：提早離開公務員行列，轉職去津校任教。

當然，這個決定並非鹵莽，而是考慮自己有能力另謀高就。最終，他沒有選擇教名校或者輕鬆的小學，而是到一間專為情緒問題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任職。「我覺得這類學校較多寫作題材。」

足足九年時間，面對全港「最難搞」、「案底」最多的學生，他形容猶如「把整個人再放入洪爐鍛煉過！」學生愛給老師改花名，他醒目地「認領」了一個較好聽的，叫「朱老大」。這段體驗，若干年後寫成《新愛的教育》一書，結論是「沒有不能教的學生。」自2000年出版至今，已售出逾1.7萬冊。

到了「六四事件」，阿濃再次用腳投票，向殘暴政權說不。他痛心年輕學生的犧牲，決意不食周粟，「我不能在這個政權下生活！」一九八九年聖誕節申請加拿大退休移民，一九九三年獲批准後全家離開香港。

移民不等於拋棄香港

那時文化界有移民論戰，因他在報章撰寫專欄，故成為風口浪尖。「反對者的觀點是，船沉了就跳船，就是拋棄香港人，是不義的。移民被視為一種罪惡，一種怯懦的行為。」

阿濃寫文反駁：「移民不等於拋棄香港，身處海外仍然能為香港發熱發光。如船沉了，大家一起沉是否明智？移民亦是一種表態，用腳來投票。敵視移民是不公道的！」

轉眼二十七年，恩怨煙消雲散，事實卻證明，他沒有做錯決定。「移民等於是一次輪迴！面對全新的環境，一世人彷彿活了兩世，豐厚在此。」

抵加國時，他已登六，一心只想「終老」，怎料種種機遇湧現，創下第二次事業高峰。

甫落腳，兩份主要華文報章已邀約他撰寫專欄。至今他仍在其中一份天天寫，是副刊「頭牌」。他又在當地最大的移民社團當義務編輯20年，出版一份報紙。後來連華人電台亦向他招手，請他主持一個名為《中文學堂》的節目，每周五課，每次一個題目，講解中文知識。做足6年，即1500個題目後，他覺得再難找新題材了，就光榮結束。

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成為時事評論員，每逢香港發生大事，電視台就請他去發表意見。久而久之，阿濃成為當地名人，吸納不少「粉絲」。他說：「在香港行街，很少人認識我，但在溫哥華，許多人見到我都會點頭微笑。」不時有人對他講：「你唔識我，但我識你呀！」

其實主持電台節目收入不多，電視訪問更是免費，但帶來一些「邊際利益」：「去飲茶時，經理走過來說給你9折。去一個小型超市，老闆經常問我怎讀一些字，到了收銀時，他會站在旁邊，叫員工每樣貨品給我便宜幾毫子，每次購物都慳返十蚊八蚊。」海外華人保留人情味，他十分珍惜。

滿園春色一片鄉愁

阿濃自小渴望擁有一棵樹，在香港是奢望，到了加國終於圓夢。他滿足地說：「我家被20多棵高樹包圍，寫稿時，抬頭會見到啄木鳥在樹上打洞，在裏面產卵，然後下一代的啄木鳥走出來，與母親一同飛走⋯⋯。」

他還擁有一個大花園，上過園藝班後，親手栽培了一批花木，包括櫻花、杜鵑、繡球、牡丹、鬱金香等，除寒冬外，大部分時間有花開。「每家每戶都把花園打理得很好，我恍似活在世外桃源！」

不過，即使第二人生再美好，牽腸掛肚的，仍是第一家園。他每天看三次香港新聞，分別是7︰30AM、8︰30AM和7︰00PM。「我對香港的感情比加拿大多很多倍！」他肯定地說。

記得回歸前那晚，他被電視台請去做評論員，通宵觀察香港的情況。「我表達了對香港的不捨之情，並希望特區能保持現狀，送上祝福。離開一個地方後，不應該詛咒。」

對於現在的香港，會否感到失望？他說：「是的，失望，不應該這樣的！」最感慨是，朋友之間因為政見不同，動輒斷交。「我兩邊的朋友都有，都是好人，都有理想，都有見地，但是偏偏站在對立面，很可惜！」

他認為，人生應該是彩虹色的，「我覺得不要把一個人一刀切，不是只有黃或者藍。人是複雜的，對於不同的事，會有不同的立場。」

奈何時勢容不下冷靜、理智的聲音，他在專欄以事論事，卻不時被誤解為某一種顏色，受到攻擊。甚至更極端，「有些朋友逼你表態，或者說你不表態等於沒有正義感，或者認同某一邊」。

為免「勞氣」，他不再更新用了四五年的臉書。「講多錯多。現在處於一個完全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

「我對於你，也是慎言的，因為我不認識你。」他對記者坦白。

唯一遺憾：未見香港太平

在他眼中，香港人外冷內熱，「如果不熱情，哪來這麼多社會運動？」但熱情不一定表示做得對，「香港的生存空間是逐步求進，而非玉石俱焚。理想要有，但手段要靈活。」這一套，是他從司徒華身上學回來的。1973年的文憑教師薪酬運動，他是華叔的「文宣手足」，站得很前。

對於香港的未來，阿濃是樂觀的。「任何政治運動都有完結的一天，文革十年，還不是結束了？」

他說，如果這一刻離開世界，唯一的遺憾，是還沒見到香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不是屈服於某一個強權，而是香港絕大部分人都能夠生活得開心、進步；大家有更多包容，不會有這麼多鬥爭、仇視。」

這一天有多遙遠，誰都不知道。「我未必睇得到囉，希望你可以。」他輕輕道。

節錄自9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