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家金耀基1970年來到香港，見證半世紀風雲色變。1975年發表《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對港英管治有鞭辟入裏的剖釋，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他為本刊撰寫《香港在歷史的轉折點上》，當時已忠告要「存最好的希望，作最壞的打算」。今年回歸20周年，香港又處於歷史轉折點，他應筆者邀約筆談香港前途。

撰文：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行政吸納政治」條件已不存在

問：你在1975年，已很有洞見地發表論文《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指港英政府擅長以這種方式化解政治矛盾。回歸20年，香港在「倚重公務員」與「吸納社會精英入政府」之間徘徊，實施問責制後，也未能很好融合。為何九七年後難以照搬這種模式？

答：〈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一文最先是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Asia Survey中發表的，後來才有中文版。此文詮釋香港百年來政治穩定性的關鍵機制，也在解說香港政治模式的制度性要素。「行政吸納政治」是一種政府與社會精英的「整合」的政治形式，它之所以可能或有效，主要是在社會還沒有出現一定程度的「政治化」。一旦社會階層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化」時，則政治的統治精英必須與社會（已經政治化了）的群眾有所互動與「整合」，始能維持社會之安定與活力，亦即須由「精英與精英之整合」轉向「精英與群眾之整合」以建立統治的合法性。這也就是香港在七十年代之後所出現的民主化過程。

八十年代中，我曾發表〈香港政治特性及其民主發展〉一文，該文指出香港社會的「政治化」起於七十年代。但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為未來香港前途定性後，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為最響亮的政治符號語言。

英國在《聯合聲明》中將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那是「還政於中」，但是港英政府在治權層次上加速推行「還政於（港）民」的行政改革及代議政制，以此導致了香港大步的「政治化」與「民主化」。

在香港政治化的過程中，港英政府有意識地淡出了「行政吸納者」的角色。九七之後，「行政吸納政治」的主觀與客觀的條件都已不存在了。

政客要有「責任倫理」

問：中港矛盾日漸升溫，甚至演變成「港獨」思潮。你認為「港獨」有可能嗎？

答︰「港獨」是否成為思潮，我不確定，但一時的確成為城中熱門話題。倡導「港獨」的政治話語，乃屬於政治社會學上所謂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主張「港獨」的人士刻意把「香港人」與「中國人」兩個身份分離開來、對立起來。誠然，他們是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當作「香港人」的代表，卻有心抹掉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同時也是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的重疊身份。所以倡言「港獨」不能不解釋為一種顛覆「一國兩制」的意識行為，他們不要「一國」也不要「兩制」。「港獨」的倡導者不折不扣是綑綁港人意志，主動地尋求與中國的對抗碰撞。

坦白說，「港獨」的可能性是零。必須說，中國對「港獨」的容忍度不能不是零。毛澤東、鄧小平之後，中國再沒有一個領導人可以在處理香港主權的問題上有任何自由度。守護主權是現今中國民族主義劃下的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所以，我不能不說「港獨」的可能性是零。「港獨」決不是香港前途的一個有意義的選項。

事實上，追求「港獨」不但無一丁點有助於香港前途的探索，而且極可能會阻滯，甚至關閉香港的民主之路。講到底，「港獨」不是香港的前途；這在「勢」上，在「力」上做不到，在「理」上也站不住。

寫到這裏，請允許我再說幾句我一直想說的話。在香港從事政治的人士，年老的或年輕的，當然可以有也應該有自己的政治信念。但作為一個有擔當的政治人，你（妳）除了應對你的政治信念負責外，更必須對你（妳）的言行的後果負起道德的責任；對於「香港政治人」而言，這個後果就是香港人（現在的和未來的）的前途與福祉。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對政治人提出的「責任倫理」。它　正是我所服膺與認同的。

——節錄三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