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夢

如果駱以軍一直照這樣發展下去，他或許現在已經賺夠了在台北買房的錢，或許可能不會因為宅在家裏看電視而被兒子嘲笑。命運總是奇妙，要讓他體會不一樣的後半生：

「雙失」中年

2012年，駱以軍寫了十年的《壹週刊》專欄暫停，他失去了大半收入來源，只好「亂接了很多專欄」，四處奔波講演，賺錢養家；2016年冬天，他發現自己的陰囊破了一個洞，疼痛難耐，不得不成日跑皮膚科，忍受護士嫌棄的眼神，還要忍受醫生「你有沒有不正常性關係」的羞辱詢問；去年春天，他獨自在大安森林公園散步時昏倒，周圍沒人理會他，不知何時醒來後，一人乘計程車去醫院，才明白什麼是「心肌損傷」……。

養病的這兩年，駱以軍的生活習慣全然改變了。「之前，除了寫作之外，我不懂生活，沒有任何東西讓我覺得有意思。」生病後，醫生勸他多休息，生性叛逆、高中時打架勒索、「無惡不作」的他，竟然乖乖聽話，煙雖然戒不掉，倒是給自己找到一個修身養性的愛好──把玩壽山石，更迷上內地電視鑑寶節目，儼然不問世事的野鶴閒人。

「20歲之後，我就像一個極限運動員一樣，整天想着訓練、閱讀、寫小說，賺錢養家。」馬力開得太足，不到20年就累壞了。

沒有寫不出來

這種「累」，不單在身體上，也在心理上。1980年代末之後，台灣解嚴，新思潮此起彼伏，曾經湧現出不少有才華的年輕創作人，駱以軍正是其中之一。駱以軍也承認，作家總是太敏感，像是當年的卡夫卡、福克納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十九、二十世紀偉大的文學天才，都或多或少地患有精神上的隱疾。「他們將自己當成天線，接受人類所有的噩夢和恐怖。」

駱以軍本人也不例外。寫成名作《西夏旅館》的時候，他用了整整四年時間，期間三次受到抑鬱病的折磨；逃離《西夏旅館》的奇詭情境，換一種敍述樣態寫《女兒》的時候，卻已過了他所謂的「長篇小說作者最巔峰的創作年紀」（35歲至45歲），已然找不到當年那種「全身燃燒」、火力全開的創作激情。

「我從來沒有寫不出來的時候。」駱以軍說：「每天早上，我到咖啡館，點根煙抽一抽，頭腦裏有個景象就開始寫。」一寫就是一天。

今年初，駱以軍的長篇小說《匡超人》面世，原名《破雞雞超人》，靈感正是兩年前生的那一場怪病。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寫過一位姓匡、號「超人」的讀書人，原本是素樸的農家弟子，在污濁世事中停留得久了，一步步墮落至寡廉鮮恥甚至人格淪喪。而在駱以軍的《匡超人》一書中，主人公同樣是不同時代的讀書人。他寫知識分子的張狂與荒誕，兼寫一個無情殘酷甚至斷裂的世界。

陰囊上的破洞，因此成為一種關於「洞」的隱喻，貫穿在《匡超人》的書寫中。按照哈佛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王德威在《洞的故事──閱讀《匡超人》的三種方法》一文中所說的：「『洞』是那開啟與吞噬一切的魖裂，帶來一種（自我）分裂的恐懼和不可思議的誘惑。」

慌張與耽溺之間的張力，催促我們反思當下的生活：為什麼我們一面大談特談智能手機和互聯網的反智趨向，一面又沉浸在內地小視頻網站「抖音」建構的幻象與奇觀中不可自拔？

迷上「抖音」感憂鬱

雖說駱以軍如今自嘲已經變成「老宅男」，只願躲在咖啡館里抽煙寫稿或是偷聽鄰座陌生人的交談，而沒有機會像他敬佩的拉美作家那樣，深入到生活的角落縫隙中，探尋那些幽暗甚至骯髒不堪的人事，然而，讀罷《匡超人》的我們，仍能深切感覺到，駱以軍文字的怪與奇異並未削減，他對世事的敏銳嗅覺並未磨損。

前陣子，他就迷上「抖音」，覺得那些濃妝艷抹的美少女對着鏡頭肆無忌憚地展露自己的性感身體，實在是好看極了，而看過五個、十個，直至看了整整一個禮拜之後，駱以軍忽然覺得「好憂鬱」：為什麼這些美少女，全都長成一個樣子？

當時代的審美趨向單一、重複乃至機械式的狂歡時，當下的創作人自然無法像19世紀寫實主義作家那樣觀看這個世界，也得不到1980年代那一群文學弄潮者的名利與榮光了。「從文學創作得到的坊間反饋來說，新的創作者比老一輩的創作者不幸，卻也更堅強。」駱以軍說。

之前的小說可以一個字、一個字地熬，而在如今分秒必爭搶奪眼球的環境裏，Facebook與Instagram等新鮮載體不再歡迎過長、過深、過於費力的內容。不過，駱以軍倒是不那麼悲觀。這種被動得來而非主動選擇的「堅強」，也不斷催生優秀卻少為人留意的佳作。內地作家雙雪濤的小說，以及胡波的遺作《大象席地而坐》，都是駱以軍看重的文本。

——節錄自10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