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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4日 推介文章

百萬港人遊行 涉及政局左轉

撰文:丁望

香港的「六九大遊行」,有上百萬人參加;大遊行前,則有律師的黑衣靜默遊行。遊行者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俗稱「反送中」),抗議將涉罪港人移交大陸審判。和平、有序的請願,突顯港人濃濃的焦慮感。

北京續左轉 香港受影響

焦慮的,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受到衝擊,兩制邊界日漸模糊,一制化(陸化)的速度加快。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維持原有制度優勢、確保自由和法治不走樣,面對的風險日增。這是關乎紅朝政治生態的變化。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來,政局持續左轉,近兩年回到毛老路的程度更甚。最引起北京知識界思考群關注的,是官方重提階級鬥爭論,反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論和敵對勢力論,宣揚刀把論和清查「兩面人」,社會瀰漫不安的氣氛,「用腳投票」的人大增。

香港無法置身在紅朝的政治生態之外,政局左轉對香港政治、社會的影響正加大。在「六九大遊行」後,北京黨媒有評論說,港人上街遊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受西方勢力的煽動;針對6月12日年輕人的示威,有的評論說是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論和敵對勢力論的泛濫,暴露任意上綱羅織罪名的「左習慣」。

今年適值中共建黨98周年、建政70年,官方已有相關的宣傳攻勢。本文探討無產階級專政(下稱「專政」),政治生態之變;涉及專政的大輪廓、極左折騰下的「苦難歷程」、香港面對的政治陰影。

執政黨專政 實是家長制

專政,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重要命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都稱專政是以強制、暴力手段,對付被列為「敵人」的一部分。北京官方的《辭海》,相關條目寫道:「統治階級依靠國家機器實行的統治。⋯⋯憑借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機關,鎮壓敵對階級的反抗,貫徹本階級的意志,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專政有時指無產階級對階級敵人實行統治的方法。」

在毛時代(1949-1976),專政被稱為「國體」。82憲法的序言,稱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序言也提堅持四項原則:中共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思想的指引,專政的實行,社會主義的道路。前一段,是按毛對「國體」的定性;後一段,是鄧小平(1904-1997)在1980年的定調。

「一黨領導」權力體制下的「國體」,名義上由無產(工人)階級領導,而執政黨中共號稱「工人階級先鋒隊」,故實際是中共領導一切,即今日宣傳語:「黨委領導一切」。這種體制的特點是:黨高於國、黨在法上、權比法大。

在個人極度集權之下,黨的領袖又往往高於黨、國、法,形成家長制、一言堂,衍生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政治生態。

「一黨領導」體制的國家或政黨,並非全民國家或全民黨,這是許多港人還未了解的事。

非全民國家有敵我界線

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1894-1971)批判斯大林的專制主義。後來,他實施局部「解凍」政策,聲稱要把蘇共改造為全民黨,不再只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把蘇聯改造為全民國家。

毛反現代修正主義(反修),大罵全民黨和全民國家是現代修正主義,背叛馬、列的階級鬥爭論,表示堅持專政即執政黨專政,實質是各級當權派專政。

毛認為,「共和國」只屬於人民,而非全部國民,故反對全民國家之說,除了工人、農民是人民之外,其他階級有的被定為「專政對象」;黨和政府與他們的矛盾,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

1950年代,被毛定為階級敵人的,是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文革時(1966-1976)擴大為黑九類,即黑五類加資產階級(資本家)、修正主義分子和黑幫、叛徒和內奸、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臭老九)。

階級敵人和「專政對象」的裁定,不是依據法律、司法程序,而是當權者特別是大家長的「政治需要」,「揪鬥」階級敵人的罪名,是當權者隨心所欲的編造。

被列入另冊過非人生活

在專政下,黑五類的苦難令人心驚肉跳。重慶大學副教授譚松的調查報告,透露1950年代土改時四川奉節縣地主家屬的慘狀:「被燒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兒媳婦,土改民兵許定勝(音)向她逼要金銀,彭吉珍交不出,這位姓許的民兵就把她脫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當時在場的一位農會幹事向賢早把區長叫來,彭吉珍會被當場烤死。」

上海「左王」柯慶施,在1958年趕黑五類出上海。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志琴,提到一戶黑五類被驅趕到甘肅省荒漠的苦況:「冬天,凍開裂的手露出帶血的骨頭,不停地挑沙、積肥;一個瘦弱的江南女子,一肩挑起一百五十多斤。⋯⋯飢餓的年代到來了,同去的一百多名上海人,餓死了三分之一,她帶着孩子吃樹葉、啃樹皮,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一度瀕於死亡。」

中共的高級幹部,一旦被定為黑幫列入「專政對象」,也大吃苦頭。胡耀邦就曾被批鬥、示眾:「他們被一些大漢像扔麻包一樣扔到大卡車上,開車後被喝令跪着,不許扶東西,接着就是一頓暴打。」

這幾年的「維穩」,也時有暴力事件,毛式的「捉人戴高帽遊鄉(街)」,又在各地「復活」。

北京政治生態劇變,毛式的極左折騰又來了。最常見的,是當權者把弱勢群體的和平抗爭,上綱到敵對勢力、煽動顛覆,以維穩之名整人。這種「強亮劍」的鬥爭格局,必將影響香港的「一國兩制」,兩制邊界會更加模糊,言論、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承受更多壓力。修訂《逃犯條例》不可能正式取消(撤回),只可能延緩。

——節錄自七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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